洗脑前传（二）傅志彬

　　关于苏俄对z g的支持，我要再说两句。 　　苏俄的重武器在当时是相当有战斗力的。谁获得苏俄武器，谁就容易占优。 　　法国和德国打，德国坦克闪电战，一战的胜利国——法国竟然短时间就失败了！可见重武器在当时战场上决定性的作用。苏俄同德国作战，能够抗住，最后又战胜德国，说明其武器有相当战斗力。当苏俄出兵东北的时候，能够摧枯拉朽地战胜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在东北苦心经营多年，且军人素质很高、作战顽强），说明其重武器战斗力明显优于日本。 　　这也是国、供3年战斗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有些人可能说不是这样，硬说成战士顽强一类的理由这是不靠谱的。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分析一下，2次金门战役。 　　1949年10月第一次金门战役，解/放*军冲入金门岛，全部被歼灭（九千多人），这场战斗是准备充分，但无大型重武器有效协助的战斗，光靠顽强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换得大数量的对手伤亡（国jun约伤亡近4千）。 　　第二次1958年金门炮战，其中……“其后中华民国陆军获得八吋口径榴弹炮，开始反击位于厦门的共军”，这一句可见此时解/放/军的炮火是占优势的！！！请问这个火炮哪来的，难道是自己生产的？？？ 　　我以前一直比较相信宣/传，甚至在1997年为某人离世而感到特别难过，但多年以后步入社会，有了独立思考之后，才发现很多东西根本经不起推敲！包括军 /事，后来就找资料研究，发现这个里面谎言太多了。其中说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绝对是谎言，几万人一到，粮食问题怎么解决？住哪里（即使非常简陋）？当地人会欢迎？我组织几个不带食品和钱的人到你家里呆几天甚至几年，你会欢迎？？？ 当时在耄之下，行政上的事务工作由周EN来负责，我看过一个回忆录，说那时的周有28个秘书，乖乖，我只能说，匪夷所思！党务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刘SHAO 奇负责，刘原来在北方局，中原局的班底基本成为了各地高中层干部。周刘两人手里积聚了很多权力，这让耄很不快。耄对西花厅（周的住所）车水马龙很有些不爽， “甚至说出了“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的悻悻之语（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 /zhuanjialunshi/wanghaiguang/200911/1126_7325_1452049_8.shtml）。为了分掉周刘两人的权力，避免两人尾大不掉，耄在1952年秋，朝鲜战争正酣之时，下令将东北局的GAO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XIAO平，西北局的习-仲-勋调入北京任职，分掉了刘周两人的权力，史称“五马进京”。这五马对刘周二人的分权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可以从GAO岗职务安排略见一二。高以 ZY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而这个计委和周任总理的政务院却还是平级单位，统领除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以外所有的部委。周忽然从统领各部的大管家，变成了只管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小角色。以周的智商，这样明显的失宠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不明白。 　　可是，不过一年多一点，这颗耄手中炙手可热的明星却坠入了深渊，成为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首犯，还将原来刘SHAO起的部下，同为“五马”之一的饶-漱=石牵连进去，个中原委实在蹊跷。而且在80年代初的平反浪潮中，所有耄主持发动的政治运动几乎都被平反（反右虽然保持了几个右派，但完全是数鸭子的，肉烂嘴不烂，全国都知道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所有文GE以前被耄打倒的D内干部都被平反，但高饶事件却没有得到平反，事件的两个主角仍然是作为反派角色在各种D史资料中出现。 　　正规D史是这样叙述高-岗，饶-漱-石反D集团（简称高饶反D集团）“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说高饶二人结D营私，伸手向D要官，结果被英明的耄发现，果断拿下。 　　如果真是如D史所言这样，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高饶，尤其是高岗要这样做。他本来就是耄的红人，权力已经很大，他要的官是什么？ 　　随着一些资料的公布，公众了解到，高饶两人是觊觎周，刘的位置，希望替代周刘。为此目的，高四处活动，先是拉饶入伙，许诺事成之后饶可得刘的位置。然后接着在全国各大区游说，结果被邓XIAO平告发，被英明的耄拿下。 　　但，接着问题又来了，在以耄为中心的体制下，没有耄的首肯，高饶两人能拿得下周刘？就是拿下周刘，他们又能如愿以偿坐上那个位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按照官方的说法，高饶两人是背着DZY，也就是背着耄，私下活动的。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就是高岗明知道耄反对拿下周刘，但却仍然私下想凭一己之力，联合各方诸侯，拿下周刘，继而代之。明知道没有耄的支持，自己不可能能拿下周刘，更没有可能替代周刘，但从腥风血雨中滚打出来的高岗却这么干了，这脑残得已不是一个级别，还有一个更脑残的饶漱石还会相信这样一个脑残人的诳语，积极的介入进去，实在是叹为观止，是脑残人最高级别的聚会！ 　　且慢，这高饶两人，可都是ZG内部的优秀人才，都是ZG内部统领一方的诸侯，都曾是耄和DZY倚重的精英，这样一来岂不是说耄和他的那一伙人都是脑残级的人物？这样说与历史不符，因为按照这样推演下去，很多历史都要改写：蒋介石居然被一帮脑残人士打跑了，朝鲜战争中美国人还被脑残人士打败，这美国人岂不是成了脑残中的脑残的，到了，这世界居然被脑残中的脑残的美国人做了NO1，岂不是说，这世界是被脑残人中最脑残的人统治得？ 　　上面的结论肯定是不对的，与现在事实不符。那么反过来推论，就只能说，高饶两人不是脑残，这世界的一切才能说得通。高饶应该至少不是脑残人士，才能在这个集团站住脚，并爬上高位。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不会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就像一个正常人不会向火中伸手一样。那么，我们只能有一个结论，高岗在做这些事之前，是得到了耄的许可的。饶也是得知耄许可这件事才积极介入，希望借此更上层楼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得了为什么高-岗会如此大胆公然四处游说，饶-漱-石为何会积极参与反对他的老上级刘SHAO奇。 以上的推论不过是利用逻辑理论把我的论据再夯实些，以减少对历史数据的依赖，也算是学哲学出身的一种偏好。事实上，已有各种回忆录证实，高岗是在耄的唆使之下进行倒周刘大串联的。“耄甚至还有撤换总-理的想法。在1953年春，耄和高-岗议论中央领导人，提出“如果恩EN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高 岗故作推辞，推荐了体弱多病的林BIAO。”（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 /wanghaiguang/200911/1126_7325_1452049_10.shtml]。当耄决定抛出高饶作为牺牲品，平息D内反对意见时，又对周说，高是自己行动，目的就是要取代周。这个资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岗在得知耄完全否认是自己的授意，并说高-岗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时，激愤之下一气自杀身亡。时任ＺＧＺＹ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这样回忆道：“高-岗自杀前，耄曾表示过，打算在高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对于饶-漱-石，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中，DZY反复研究过处理方案，我都参与了。当时，ZY只打算撤销饶的ZY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D籍。不料，全国D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XIAO平同志代表ZY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ZY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D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D籍”。经耄“拍板”，认定饶犯有反GE命罪，指示公-安-部在 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GE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1430.htm）。耄的秘书田家英说过耄这人出尔反尔，不讲信用，高=岗之事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从遵义会议开始耄的发迹之路，拉一派打一派，最后把所有人踩在脚下肆意凌辱的路线图本来就很明显，也是中国历史上权术斗争中最常用，最普通的技术，只是ZG内部的绝大部分高官们文化水准很低，对历史了解甚少，在欲望和恐惧的驱使下，不断为耄所用，又不断成为耄的板上肉。（如果有人对耄出尔反尔的个人品格这个说法还不是很相信的话，可以在网上查查丁玲和耄的故事。在延安时，耄和丁玲过往甚密，大有相见很晚之意。当整风中有人对丁玲被GMD 国-民政府逮捕之事提出疑问时，耄极力为丁玲辩护，说丁玲没叛变。到了1955年，耄却改口说丁玲叛变了。弄得过气美人怅然若失，很不是滋味。） 　　现在可以大致勾勒出高饶事件的真相: 耄在国内大局已定的情形下，为防止周刘取而代之，派出铁杆粉丝高-岗四处游说倒周，刘，并许诺高在事成之后得到周的位置。高得旨后四处活动，饶在得知耄支持这件事时，积极参与。但出乎耄的意料，周，刘联手反扑，其力量之大出乎耄的意料，不得不将高饶抛出做替罪羊，声称自己不知晓。高在得知被耄出卖后愤而自杀，饶则被关押至死。耄本来并不想对饶漱石进行多大的处理，不想在周主持的批判会上，调子越来越高，结果饶被作为反D分子逮捕关押，这完全不是耄的意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为什么所有被耄打倒的D内政治人物都在1980年代以后平反了，而高饶二人却仍然高居黑名单的原因。这是因为高饶两人压根就不是耄打倒定罪的，而是周刘的势力打倒的，而周刘的势力在1978年以后就掌控着中国的政局，所以高饶两人平反当然无望了。 　　周刘二人如何逼迫耄认输投降，抛出爱将做替罪羊的具体过程我还没看到过硬的材料，但在一篇陈-赓儿女的回忆录中我读到过，当准备批判高-岗的前一天，周吩咐枪法出众的陈-赓第二天带上手枪出席批判会，并坐在高岗的身后，以防高岗出手反抗伤人。因为高-岗在西北时曾经在一次说服当地军事领导人参加ZG的会议上突然用砖块从脑后拍死了提出不同意见的首领，顺利解决了收编问题。鉴于高-岗的勇猛，周不得不防做好准备。回忆录中说到，陈-赓晚上回来后很高兴，说高没有反抗就被带走，并把枪交还给秘书保管。从这篇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出，一，在这个ZY的批判会议之前，高岗并不知道自己的厄运即将到来，第二，周一定在此之前和耄进行了谈判并且谈妥了。第三，周在ZGZY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在ZY的批判会议上安排高级官员在警卫人员之外带枪戒备。也许，这就是耄不得不对周，刘做出让步的原因。 　　至于饶漱石被指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GE命集团案的首犯之事更是蹊跷。因为潘杨作为GC国际情报网的一环，是直接由周 EN来单线联系领导的，耄都未必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饶漱石如何能插上手。更何况在1980年以后潘杨先后被平反，反GE 命集团都没有了，而饶漱石这个首犯却罪名依旧，煞是奇怪。真实的情况只可能是耄硬生生的把饶扯进潘杨事件，为自己找台阶下。而耄明知道潘杨是接受周的指令与日本人接洽谈判的，但为了报复周，就是要把周的亲信潘杨打倒逮捕，还周EN来以颜色。不然所有一切都没法解释。 　　可以说，高饶事件是耄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次失手，一次走麦城，结果耄不得不吞下苦果，抛出自己的爱将做替罪羊。其中原因是因为连续的胜利，耄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大到足以同时打倒D内两股势力的地步，所以轻易出手，不曾想，当周刘联手反击时，力量足以撼动耄的地位，耄不得不做出妥协。当然，作为这场战斗的代价，周也和潘杨进行了切割，牺牲了自己一群亲信手下。 　　在思考这段历史时，我还在想：如果说，耄其实并不想对高饶痛下杀手，高饶以后的悲惨命运其实是周刘等人对耄的逼宫。以耄睚眦必报的性格，对权力酷爱，以及对人的猜疑，如何能容忍，信任那些在周刘的指示下对高饶两人穷追猛打的ZG高官们？ 　　忽然间，我恍然大悟，关于大鸣大放的起因，关于反右，关于社教，关于四清，关于文GE都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耄的所作所为都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暂且按下耄在文官系统内部的纵横捭阖不表，来看看这段时间里耄对武官们都做了些什么。 　　武力，是耄一辈子迷信的东西，不然他不会说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话的。所以耄的一生，对武力总是牢牢把握，从不假以他人之手。 　　在凤凰网上，我找到一段话：“在开国之初，MZD曾当面警告过各大野战军的军头，如果不听话，就拿你们开刀。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彭de怀赴朝参战、刘_伯_承去南京办学、林BIAO去苏联养病、聂-荣--臻调任总参谋长。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相继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和地盘，军事与政事分离，从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割据的可能。”（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wanghaiguang /200911/1126_7325_1452049_7.shtml） 　　前面我也谈到，选派耄其实并不喜欢的彭DE怀出任志愿军司令本身就是是耄分化瓦解军内势力的一招。当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起搞部队正规化建设，论功行赏，向苏联学习，评定军衔，在1955年正式颁布。不过三年，1958年，耄却又在军内掀起了“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浪潮，指责正规化是“教条主义”。在这波浪潮中倒霉的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捎带脚把早已退出第一线的刘-伯-承也一同臭批了一顿，打到刘，粟的棍子则是世人心目中的好人彭DE怀及其亲信。如此一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粟-裕虽然只是三野的代司令员，但是三野实际指挥者，在ＺＧ军内部享有很高声望）从此彻底脱离军界。而这个粟－裕却是不过4年以前耄亲自选定出任总参谋长的，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ＺＧ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因朝鲜战争而如日中天的彭DE怀。在《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有这样一段粟-裕对林BIAO说的话：“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zhu席找我谈话，要我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DE怀说我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DE怀汇报，不敢向ZHU席汇报了。当总参谋长是MZHU席坚持才确定的，ZHU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ZHU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链接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2-02-13/1036295178_3.shtml）。 　　这里面我们可以读出，耄又在玩掺沙子的游戏，派与彭素无瓜葛的粟去监视彭，而彭对粟-裕越过自己直接向耄汇报不满，大发雷霆，粟-裕关键时刻站错了队，没有坚持向耄靠拢，最后被耄抛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彭实际上也是把军队看成了自己的禁脔，竭力清除耄对军队的影响力，不愿意任何人直接向耄汇报军队的情况。粟失去了耄的信任，被彭夺去大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刘-伯-承则是被顺带脚捎上的。彭刘二人从H军时代，到抗日时期屡有龌龊，彭这次借机报仇，也算彻底了结了两人的恩怨。到这时，似乎是彭占了上风，刘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伯-承却因此没有再被耄记挂，安然度过了文GE，活到了90多岁的高寿。而1958年的踌躇满志的胜利者彭DE怀，却在1年后跌落马下，文GE中被折磨而死。当然，1958年的彭哪里会知道他不过当了回耄的棍子，替耄解决了一些问题，哪里会知道自己不久也会被用同样的手法赶下台。在粟裕被赶走后，他顺利地争取让他的老部下黄-克-诚成为了总参谋长，军队似乎成了彭家的天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耄在1956年时面临的情况：党务行政上刘周把持大局，耄想削藩而不能，自己的亲信还被反咬。军队又被自己素不喜欢的彭把持，自己掺进去的沙子似乎也只听从彭的话，虽然被众人捧为神，但身居神位的耄却感到阵阵寒意，以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性格，如何能容忍睡榻之旁安睡他人。不久，耄的新招就出笼了。 很多人已经知道接下去要谈到反右运动。在这场运动里，根据1958年5月3日ZGZY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1978年ZGZY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30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最后平反时只剩50多万人，很明显，其中有250多万人在1957年以后消失。大家有机会在网上找到电影《夹边沟》，就会明白右派们是如何消失的。有一个朋友向我透露，在四川阿坝州也有一个类似甘肃河西走廊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数千人进去，几百人出来，大部分人死于饥饿，疾病，虐待。 　　在反右运动中，血腥的5%得到了完全的执行，每一个公职单位都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执行，即使没有人发表过什么反对D的言论，也要按比例完成任务，完成上级下派的指标。记得幼年时听父母说过一些反右时的事，说是一个单位还有一个右派指标没有完成，开会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会议不能结束。有一人内急，离开会场上厕所，等回来就变成右派了，大家趁他不在把他的名字作为右派上报了。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单位差一人没完成右派指标，领导心软不好冤枉他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了，结果很是悲惨。当然这些都是当笑话一样地讲，但实际上每个单位的领导大都没这么心慈手软的，借着反右，不听话，有傲气的人统统变成了右派。按照300万右派，5%比例计算，反右运动涉及的人数多达6千万人，这个运动不涉及工人，农民及中小学生，当时的城镇人口不过才1亿多一些，反右运动基本把所有识字的成年人都扫荡了一遍，有自己的思想，又有点骨气的知识分子基本被一扫而空。至此，中国大陆上不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能在这场运动中全身而退的读书人不是D内的领导干部，就是一些靠着D吃饭的软骨头。（在我的博文《让大师见鬼去吧》以及《尊严》系列：崖山之魂远去兮一节对此有展开论述，有兴趣者参考阅读）诺大中华，只剩下茫茫一片思想白地，接下来的20年是中国洗脑史上登峰造极的20年。而在反右中没有被触及地中小学生在接下的 10年中受到了全面彻底的洗脑，从而也成为了文GE 的中坚力量。 　　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个右派，到了大学时，美学，中国哲学史，心理学的老师都是右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为人极端谦卑，眼神就像一只受过惊吓的小鹿。其中美学老师高尔泰本是在50年代，20多岁就成名之人，是当时国内所谓美学四大派首领之一，但当我见到他时，全无教授，名人的傲气，谦和的让人难受。记得1983年我有一次正在中哲史杨老师家讨教，高尔泰老师冲进来，很兴奋得对杨老师说:” 好了，好了，报纸发评论了，这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杨老师听完长出一口气，欣慰之情溢于脸上。当时19岁的我很是不以为然。但现在的我很是理解两位做过右派，在历次运动中九死一生的老师。两位老师都经历过那惨绝人寰的饥饿，目睹过其他右派的惨死，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两位老师被咬20年，这心中得阴影如何驱散得了，当1983年文化思想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气势汹汹而来，两位前右派如何能不怕。好在1983年的这场运动虎头蛇尾，悄然消失。大约中国人经历了耄时代的30年斗争，再没有了力气互相吞噬了，大部分人也看穿了这类运动的本质不过是野心家希望通过整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不再热情参乎，野心家们只好怏怏收手。 　　插这段描述，是想告诉大家，反右的残酷性在20年后仍然能在幸存者身上看到，当时的斗争的残酷性可想而知，大家要了解详情就到网上去找找吧，这里就不再浪费笔墨了。耄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惨酷性一次比一次上升，从前面引用的肃反运动材料大家就应当能看到一些倪端。土改消灭了3百万地主乡绅，这些是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镇反消灭3百万余GMD 有关联的知识分子，三反五反消灭了30余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商精英，反胡风和接下来的肃反又让20多万D内知识分子消失，而1957年的反右让几乎所有在以上运动中逃脱的知识分子跌入毂中，从1949年以来，1千万以上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被枪决，整肃，没有死去的也是苟延残喘，跌落到社会的底端任人践踏，列宁的红色恐怖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再也没有人敢于，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的状态使接下去洗脑的威力也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有了大跃进，大饥荒，文GE。 　　但很奇怪的是，这场反右运动的全称是整风反右运动，耄开始宣称的是要为D整风，反右不过是后来突如其来的变化，难道这一切真不过是如耄自己宣称的，早有计划，引蛇出洞的阳谋？ 按照官方的说法，反右是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鼓励下，很多对社-会-主义，D的领导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D和社-会-主义制度，D不得不停止D内整风，转而开始打击这些知识分子，而且这个说法在1980年后并无改变，只是说有扩大化，99.99%的人都是错划的。也就是说，运动无错，只不过做法有些过火。很多人把这种实际上平反，嘴上不认错的行为归于因为邓XAIO平个人主持了这次反右运动，所有要留个尾巴。在阅读了很多资料以后，我觉得从整风陡然转向反右，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们先按照时间看看事件的整个过程。 　　1956年，耄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ＺＧＺＹ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Ｄ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Ｄ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ＧＣＤ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Ｄ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Ｄ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Ｄ所不能忍。 　　1957年5月15日，耄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Ｄ内阅读。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耄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至此，反右全面展开，到1958年中基本结束（军队因彭的垮台，在1959年后又掀起反右倾，那是后话），整风则只字不提了。 　　按照６月１４日社论的说法，所谓整风鸣放就是一个套，目的就是要让对ＧＣＤ不满意的人主动跳出来，以便于打击。这种说法只有基于一个前提才能成立，即这些人不说话，Ｄ就没办法打击他们。但不管在反右前，还是在反右中，以及反右后，直至文ＧＥ，实际情况是不管你说不说话，只要组织或领导想打倒某人，基本没有什么不可能地，出身，学历，经历等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哪里要根据你说什么定罪，有时不说话就是证据！即使在反右运动当中，也是按照５％的比例戴帽子，哪管你说了什么。因此，６月１４日社论的说法完全是扯淡的说法。 　　接下去问题就来了，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写（至少是亲自审核过）一篇这样扯淡的社论，他的目的何在？ 　　耄的这篇社论明显地是向Ｄ内解释他为什么要搞大鸣大放，号召Ｄ外人士给Ｄ整风，目的就是要告诉全Ｄ，我耄是一贯英明的，所作的一切都是精心计划好的。 　　这就给我们透露出，当时D内一定有很多声音质疑耄的做法，认为耄做错了，而且这种声音已经很大，大到了耄不得不出面亲自作解释的地步。耄为了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不顾脸面地说出自己就是在设套搞阴谋，（所谓阳谋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已），几乎就是在强词夺理，完全不符合中国权谋之术做而不说，秘而不宣的精髓。也说明通过D外人士给D提意见，为Ｄ整风的计划事先是没有得到Ｄ内其他高级官员同意的，是耄个人主导的行为。 　　同时，如前文所说，６月１４日社论的前提根本不存在，这篇社论很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恰恰说明耄所谓的引蛇出洞的说法是胡诌的。耄在极力维护自己的脸面的同时也在极力掩盖着他真实的目的：整风。 　　上一次耄大谈整风是在延安时期，是为了把权力完全集聚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次为什么耄又提出整风呢？当然是因为耄觉得大权旁落。前面已经说过，刘周彭的D 政军势力使得心胸狭窄的耄寝食难安，经过高饶事件耄已知，通过D内正常程序他无法打倒刘周，也没有把握让军队完全听命于他，因此他必须寻求另一种力量来打破这种平衡，使权力倾向于自己这方。（1956年9月的ZG八大将MZD思想剔除出D章，在彭的指责下，耄的后宫中-NAN-海文-工团也不得不解散，耄的感觉如何可想而知）。 纵观耄的弄权生涯，围绕着权力这个核心，他始终使用几个简单的招数，第一，分而化之。任何他的手下都不可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地盘，耄总要让一把手和二把手产生矛盾，总不会让一派完全占据主导，这样所有的人都要仰仗耄。第二，选定敌对派非主要人员，先置他于死地，然后耄出面救他，以换取他死心塌地的忠心。许- 世-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邓XIAO平则是一不成功的例子（这一招成功与否取决于被打倒及拯救对象的聪颖程度，时局变化，各方力量变化）。第三，拉拢一切力量对付重要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依次消灭主要敌人，目的只有一个，壮大自己的权力。在ZY苏区时，利用ZY国际派，留苏派消灭江西地方D人，在长征途中利用张WEN天，王-稼-祥与博-古的矛盾晋升权力中心。在川北，陕北利用留苏派，国际派战胜张-国-焘，最后再次利用王-稼-祥登上王位，当权力巩固以后，张，王就在延安整风中被批倒批臭。文ＧＥ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基本也成了耄用过即抛的牺牲品。道德，底线这类词汇对耄来说是无意义的，必要的话可以和魔鬼结盟。 　　１９５６年的耄看到了知识分子对各级Ｄ政领导的怨气，认为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搞农运起家的耄当年就是利用被正常社会所压制的痞子们在湖南，江西狠狠闹过一把，深知被上层社会压抑地底层暴力的能量，在经历了高饶事件的惨败后，耄寄希望于利用这股力量削弱刘周的力量，减少他们的合法性，最终打败刘周。所以会有１９５６年“双百方针”的出笼，会有１９５７年５月１日的“整风指示”。 　　可是不过１５天后，耄就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向刘周势力妥协，甚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阳谋”之类的话，这完全是在全D面前为自己奇怪的行为给出解释，挽回面子。以耄的性格，当时的地位，可以说是奇耻大辱了。 　　从1954年起就担任耄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在他的那本著名的回忆录中透露：1957年5月初的耄精神非常不好，压力巨大。 　　从五月初到五月中旬这一段时间里，在耄与刘周彭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引述的材料来看，刘周彭对耄肯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得耄不得不妥协。加之放声讲话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如耄想象那样拘于体制内对D的干部的批评，而是对整个体制提出怀疑，提出挑战，让耄也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尚存很多精英，还有很多从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MING主精神，还留有很多不为ZG所容的傲骨，这股精神一旦掀起大浪，吞噬的不仅是自己的D内政治对手，自己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因此转而同意与刘周彭合作，合力打压知识分子。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维护自己英明的形象，耄在6月14日才会写下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阳谋”社论。 　　至此，耄的计划完全失败，整个事件被刘周彭集团接手，耄再次变为钟馗，高居神尊，背脊发寒。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可以看着是不成功的文GE预演，对耄来说是继高饶事件之后的又一次走麦城。当然，我们还会看到耄不断尝试，刘周集团不断反击，最后，通过文GE，耄达到完胜，不过这时的中国也已被折腾的奄奄一息了。 　　而1958年的刘，周，彭几乎达到了他们势力的顶端。且不说刘周的亲信遍布D政系统，此时的彭居然可以把耄派来掺沙子的粟-裕臭批一通赶出军队，换上自己在三军团时的亲信黄克诚任总参谋长。这些人对付耄的办法就是比耄还左，争取到斗争的话语权，因此并不比耄更宽容，而是更残酷，或者说难分仲伯。比如在很多人眼里的大好人彭DE怀，在1958年反军事教条主义当中，整了很多刘伯承，粟裕手下的军官。在一次批判会上，刘伯承的手下，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 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MAOZHU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后来这位蔡铁根大校，在文GE中被当成现行反GE命枪毙。因此他们和耄的斗争，并不是什么好和坏的斗争，善和恶的斗争。而仅是权力之争，就犹如两只狮子打斗，并不是为了保护小鹿，而是为争夺吃小鹿的权力。他们败于耄，不是因为他们心慈手软，而是他们为各自的私欲所障目，被耄各个击破，最终都死于耄手。里面的细节后面我会一一道来，在叙述这些权术之争之前，我要先谈谈从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饿死数千万中国人的大饥荒。 1958年耄在国内权力斗争中没有占得先机，但在国际苏式政权世界里却成了香饽饽。因为在1956年赫鲁晓夫为了对内获得绝对的领袖地位，公开了斯大林的一系列罪行，作为新的苏俄领导人，也急需ZG在国际GC世界中的支持，因此和ZG签署了很多援建项目（其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项目是：秦城监狱。），甚至耄梦寐以求的原子弹技术赫鲁晓夫也一口答应了下来。当然这些援建项目以及原子弹中国都需要支付费用。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以出口，因此农副产品成了出口换汇，偿还债务的唯一手段。这也是所谓苏联逼债，造成粮食短缺饿死人说法的来源。 　　斯大林的死去也让耄做起了成为GC 世界领袖的春秋大梦。为此梦想，耄拼命向一切向中国提出援助请求的世界各地GC组织提供援助，与苏俄（具体就是与赫鲁晓夫竞争）竞争。而这一切外援所需的硬通货也是要用从中国人嘴里省下的农副产品来支付的。这一时期的北韩，北越等小兄弟就是在赫鲁晓夫，耄之间辗转腾挪，获得了无数的好处，而中国农民的呻吟却无人顾及。 　　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是理所当然的GC世界的领袖，耄需要向GC世界证明中国的实力，也就是间接证明自己有当GC世界领袖的能力。为了这个目的，耄把易于比较，易于显摆的钢产量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以期在单个指标上短期内超过英美，让世界折服。为此耄提出了他的方针：以钢为纲，纲举目张。耄对现代科技，经济几乎是一窍不通，既没读过，也没见过，但身居神位，却要无所不能。这种只顾一点，不顾其它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能适应现代复杂的，互为因果的经济结构，其结果当然是异常苦涩的。尽管全国倾尽全力，甚至连中NAN海里也建起了炼钢的土高炉，老百姓连家里的铁锅，铁铲也捐了出来，但到了 1959年初，颓势已显，在年中时，彭DE怀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已经拿这来说事了。虽然耄还是硬撑着搞了了一年多，但在1960年的冬天不得不黯然收场，留下中华大地上的满目苍夷。（耄在七十年代时还提出以粮为纲，纲举目张，作为小学生我还学习过，结果依然是吃饭要粮票，全国粮食紧张，什么都紧张，纲举了，目却呆了！） 　　1991年我在江西将军县兴国参加一个调查时负责环保及教育方面材料收集。在出发之前，我得知兴国县水土流失很严重，当时觉得很诧异。因为身为江西人，深知江西雨水，阳光充沛，植物生长迅速，怎么可能和干旱少雨，植被稀疏的西北一样产生水土流失。记得当年中小学放暑假时，一个月的功夫，连操场上都会长出一人高的茅草，这土怎能流走？ 　　到了兴国县一了解，当地的水土流失还真是很严重，四周都是荒山秃岭。和环保局的人谈完，查完资料，才明白个中原委 　　这兴国县本是江西南部的一个边远山区小县（不边远，耄的人马也不会到这来啊。兴国县出了50多个ZG的将军，是仅次于湖北红安的将军县。但代价是有名有姓的，参加H军死亡的人员就超过5万人，要知道，当时整个兴国县人口不过是十几万人，基本所有成年男子都被搜刮一空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县还出了50多个GMD的将军，真是奇妙的地方），在百余年前还是森林密布，猿啼虎啸的地方。当地居民烧水做饭基本靠枯枝落叶就够了，生态可以正常循环。到了1958 年，大跃进开始，大练钢铁，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燃料，仅靠枯枝落叶是不行的，于是乎大量的森林树木被砍伐成为燃料，森林消失。大跃进下马，老百姓还得吃饭喝水，总得有柴烧，树都没有了，枯枝落叶当然也没了。当时也没天然气，煤也用不起，老百姓先是把树根刨出来烧，接着把草根刨出来烧，没了植被的保护，大雨一来，土壤就被冲走，南方难以想象的水土流失就产生了。（最近看CCTV9频道纪录片一个颂扬广告，说是闽西一个地方水土流失，经过治理现在好起来了，看了说话人的年龄，估计这水土流失也是60,70，80年代的事，估计和兴国水土流失是一个原因）。兴国县给出的治理办法就是通过北京的兴国籍将军们为兴国搞些国家扶助，用这些扶助为百姓提供煤炭，使他们不再挖草根，植被长起来了，水土流失问题也就没有了。 　　在江西其它地方，情况也差不多。我每年回地处赣中的老家扫墓，在90年代还是光秃秃的山丘，近年来草木疯长，以至于今年清明节时几乎迷路。原因也是过去百姓要砍伐灌木，刨取草根作燃料，现在农民也主要使用煤气做饭烧水，树林，草皮得到喘息休整，随之各种野兽也多了起来，野鸡，野兔，麂子，野猪也随处可见，甚至偶有老虎出现的传闻（去年这个时候曾经带着我的德国黑背夜宿江西宜黄华南虎保护地鱼牙嶂山顶，基本可以判断这里不可能有老虎生存的足够空间）。 　　这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是要向大家说明，大跃进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左右，高潮不过一年多一点，但它的危害持续了很长时间。大自然需要近三十年的时间才从这一年的疯狂中恢复过来，而不能恢复过来的是那些逝去的生命，摧毁的房屋，消失的文化！ 要说到大跃进，就要从1958年的南宁会议说起，因为大跃进的号角就是从那吹起得。前文已经说过，耄在斯大林死后，因为赫鲁晓夫请求他的援助，看到了赫的弱点，似乎有了在国际GC世界纵横捭阖的机会，做起了成为国际GC世界领袖的春秋大梦。当他1957年11月访问苏联时，听到赫鲁晓夫计划在15年内超过美-国时，他提出中国在15年内超过英国。在耄的眼里，钢能造枪造炮，以为只要钢产量上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就上去了，人家就要听他的了，这是后来“大炼钢铁”的起因。 　　另外，耄借着“大跃进”，希望把国家的行政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出一口久被刘周等人排挤出日常事务操作的恶气。因此，耄先是在 1958年1月在杭州罕见地点名批评周及陈--云，接着在南宁会议上公开羞辱周，说周及其助手们太保守，以至于周不得不做出检讨，承认保守。凤凰网上的文章是这样描述的：“MZD先以“红而不专”嘲讽，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红了……如反冒进”。所谓管“实业”的人，是指国=务院的周EN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被MZD批判。 　　在会上，MZD说：“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为民革的常-委、张为教育-部-长）MZD提及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MZD修改后发表），责问周EN来：“EN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写不出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此话一出，谁还敢讲话？周EN来被迫检讨，MZD的怒气稍减。但在3月的成都会议，毛仍批他，并鼓吹“不断GE命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804 /0417_2666_496261_1.shtml） 　　从上面的引文中，大家可以看出耄在发泄在1957年受到的压迫，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证明前文所说，耄在1957年的反右根本不是策划好的阳谋，而是一场不得已的走麦城。 　　在广西D史办的官网上我找到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在南宁会议上，周EN来于1956年11月10日在ZG8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等三篇材料，是作为被批评的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柯-庆-施（当时上海第一书-记）在1957年12月25日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 -主-义的新上海》长篇报告等三篇材料却是MZD在南宁会议上极为赞赏的材料。在会上柯的长篇报告还多次受到MZD的表扬：1月15日，MZD在会议上说：“这个报告把ZY许多同志(包括周EN来)比下去了”，“大家都要学习柯老。”16日，MZD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并当众对周EN来说：“EN来同志，你是总 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EN来回答说：“写不出来。”MZD接着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MZD的批评，周 EN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EN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说：“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在南宁会议上，MZD多次对柯-庆-施的表扬，使柯-庆-施成了头号“标兵”。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的周EN来，在当时，曾经对MZD说过这样一句话：“ZHU席，你看我是否还适合继续做总-理一职。”这就是后来有人撰文说的“柯-庆- 施曾险些接替周EN来的总理位置”的依据所在。”（链接http://gxdsw.gxi.gov.cn/dszt/dhgjldrygx/zelygx /201107/t20110702_332130.htm） 　　凤凰网上在上面引用文章结束时是这样写的：“MZD原想以上海市-委-书-记柯 -庆-施接任总-理，但因周EN来认错而作罢。在成都会议后，MZD发动大跃进，柯_庆-施和四川的李-井-泉、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等是狂热支持者；1958年5月，柯庆-施、李井-泉进入政治局。” 　　凤凰网上的文章把耄没有撤换周的职务原因归结于周认错服输是明显的遮掩。因为在随后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MZD当着与会的ZY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EN来。”周被迫再一次做检讨。（链接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3 /11027561/20061201/13782964_3.html）。这说明耄对周在南宁的检讨还是不满意的。而且，以耄的性格，做事的手段，一个他如此不信任，不喜欢的周如果完全能让他玩弄于掌股之中，他如何会让他如此便宜，如此逍遥，后来的彭DE怀也认了错，刘SHAO奇甚至希望回家做农民，耄也没有放过一个。看看耄还要仰仗苏俄的时候，就能让王明去当妇联主席的招数，就知道耄不是不想撤了周，而是不敢。周明着问耄是不是要撤自己的职务也是明显的以退为进，甚至是一种威胁的手段。在中国官场上这种手段也是常见的。周能以这样的姿态和耄说话，也说明周的实力是可以和耄叫板的，知道耄不可能撤他的职。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提到刘SHAO奇：“周EN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MZD。这一感觉，不仅周EN来有，刘SHAO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SHAO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zhu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3月底，周EN来等人回到北京后，ZGZY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D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MZD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EN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EN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ZY财经小组组长的位子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实际情况是，此时的耄亲自出马主持日常工作，依靠他的一些铁杆如前面所说的李-井-泉，吴-芝-圃，柯-庆-施，陶-铸等，在全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希望通过这个运动证明自己不仅只会弄权，也是会搞经济的，以其壮大自己的实力，彻底打败刘，周。而刘，周等基本是冷眼旁观，当“大跃进”的问题显现出来时，刘，周就拿这说事，这也是理解庐山会议，理解为什么河南信阳，四川，甘肃，安徽，山东这几个省的领导，作为耄的心腹会因为饥荒下台的钥匙。 所谓“大跃进”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8年3月ZG成都会议后吹响号角，一直到1959年的8月庐山会议，是最疯狂的阶段，所有的“卫星”都是在这个阶段放的，全民大炼钢铁也是这段时间搞的。第二阶段是1959年8月至1960年冬，耄在庐山会议成功搞倒彭DE怀以后，在D内及军内大搞反“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是肃清彭的势力，与一般民众牵涉不多，在经济上耄基本是为了颜面竭泽而渔，继续推动钢产量和公社，结果当然是越来越坏，到1960年冬不得不黯然收场。 　　而“大跃进”的内容可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在农村主要口号就是“跑步进入GC主义”，将所有原来农民集体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变为实质上国有的公社，农民不仅不再拥有土地，甚至农具，家具，厨具，房子也被收归公社。私人不再允许自己烧饭，所有的人都必须吃食堂，这就是“大办食堂”的由来，常常是几百号人一起吃饭，场面宏大，煞有GC主义风范，深得领导欢心。但有些农民必须翻山越岭去食堂吃饭，最过分的有的农民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到食堂，一天的时间只够跑两顿饭。食堂做饭的燃料也必须是大的木材，以往人家烧饭用的枯枝落叶不再能满足需要，大办食堂成为过量砍伐树木的一个原因。当然树木也被作为大型猪场烧煮猪食的燃料。当时各地竞相成立“万头猪场”，将原来在各家散养的猪集中在一起饲养，烧煮猪食的燃料远远超过私人散养时的所需的枯枝落叶，但是对农村环境造成最大破坏的是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这也是耄在大跃进对工业方面中提出的唯一任务。 　　前文已经说过，耄急于在国际和国内证明自己的能力，想当然的把钢产量当成工业化的火车头，提出在1958年底要达到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而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是1958年的 8月17日，而到8月底，全国的钢产量不过才400万吨，剩下的4个月里，却要生产出670万吨钢铁，是过去的8个月的1.5倍强，而全国的铁矿石，焦炭，炼钢设备并没有大的变化，这对正常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不过，这难不倒英雄的GCD员们的。为了得到耄的青睐，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造假开始，到 1958年12月19日，据说从不造谣的《人-民-日报》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 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这个奇迹是如何完成的呢，那就是发动全国民众炼钢铁，铁矿石不够，就把家里的铁锅，铁铲，锁头，围栏贡献出来做原料；现代化的炼钢设备不够，就拆了城墙，古迹，搭起土高炉；没有煤，就砍树，上到Z南-海下到小山沟，神州大地到处燃起炉火。到了，1958年底，奇迹果然产生了，耄希望看到的数字出来。但后来官方也承认，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 。官方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但官方的检讨当中根本就没对这次疯狂的行动对环境的破坏进行描述。前文已经说到我老家江西的情况，很多网友也提到他们的家乡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介绍一篇博文大家可以看到，将森林一扫而空的情况基本是全国性的。（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fa915010085kw.html）而这种破坏，到现在我们还在承受。 　　如果在网上输入“大炼钢铁”，朋友们可以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笑话，但当我读到下面这个故事时，我真是惊讶当时人们被洗脑，恐吓，愚弄及无耻的程度。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安徽，据说是当时最大的土炼钢炉：当地的干部命令民众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 　　这样的疯狂自然不能长期持续，全民大炼钢铁的闹剧实际到1958年底就结束了。虽然在1959年底官方也号称达到了1387万吨钢产量，实现了“大跃进”，但这更多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宣传，因为随着1960年以后大量工业项目下马，显示之前的数据都是假造的，就如同现在的GDP数据一样，是由领导说了算的，真拿它当回事，你就该倒霉了。 　　那段时间造假的疯狂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江苏省WEI办的《新-华日-报》7月7日报导：丹阳县两天办了四千多个工厂，全县计划办厂两万五千个。过了一个星期，又报导说镇江地区办厂十万个。此时，各地报刊也在为竞相乱吹。甘肃省说是办了二十二万个工厂。河南省更神，办了一百三十万个中小型工厂。河南省遂平县更是邪乎，一个公社便办了七所学院，全县说是共办了大学、专科学校五百七十多所。（额滴神啊！）（链接 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10829/557617_2.html） 　　在这么多学校出现的同时，各地也涌现了很多诗人，用很通俗，很大胆的语言歌颂他们必须歌颂的东西，为这场灾难抹上了一丝黑色幽默，但这丝幽默将被随之而来的旷古悲剧所吞噬！ 随着农业社迅速变成公社（1958年6月，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社，到10月，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整个中国农村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在这篇纪实口述中，一个经历过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解体的村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链接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9-09/28/content_18621550.htm 　　） 　　“大社”由嵖岈山附近的27个“合作社”、9000多户人家组成。“大社”成立之后，为了便于管理，领导就根据“ZY有啥咱有啥”的想法，在“大社”里设了“农业部”、“商业部”、“财经部”、“公-安部”、“林牧渔业部”、“工业交通部”、“军-事国-防部”、“文化部”等机构。那时候成立“农业大社”是跟人家苏联的农业组织学的。过了不长时间，我们这模仿“巴黎公社”改为“公社”，后来改名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那时候，听说要合并成“大社”，群众都被发动起来了。乡里天天组织大家游行，喊着“跑步进入主义”、“GC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每天夜里，人们都打着灯笼、举着火把，锣鼓喧天地闹到天明，大家都盼着能早一点跨进GC主义。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大社的成立，群众自发除草、消灭麻雀，还准备了很多木材、银元、铜等着捐献。 　　公社成立以后就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建立了“棉花营”、“水稻营”，“红薯营”等，设了“团长”、“排长”、“连长”等职务，干活的时候给每个人分任务。当时，大家都是集体住宿，集体劳动。还有卫生所，看病都不用花钱。 　　我那时候年龄还小，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大食堂”吃饭。刚开始，成立“大食堂”说是“为了把妇女解放出去”，后来就把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都交公了。干完活，食堂已经做好饭了，能直接去吃饭。我家就三口人，一共不到二亩地，一年下来收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家里比较穷，从小没吃过白面馍，吃的都是黑窝窝头。家里的玉米、高粱，只有来客人的时候才舍得烙点馍。油盐都舍不得吃。而“大食堂”的时候生活很好，有馍有菜，“四菜一汤”，也不要钱，比在家里吃得好多了。那时候，我妈常说“GC主义好啊，不用发愁油盐酱醋了”。 　　公社成立后，在土山村建了个小学，全社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小孩都集中在这个学校学习。我当时读六年级，不交任何费用，全由公社出。每天上８节课，星期天休息。学习也不紧张，按照“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四同”原则上学。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下地薅草、逮虫、插秧，上山捡矿石、炼钢铁等活动。 　　人民公社的特色主要是“一大二公”：“大”主要是指人很多，几千户、几万户集合到一起，地也多。“公”是说“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人民公社成立后土地全部归公，大家一块种地，牲畜、鸡鸭都是社里集体养。个人家里不准养鸡养鸭——那时候家里的余粮都归公了，也没法养了。那时候，社员叫“劳动力”，上面是根据每个“劳动力”每天出勤多少，给你计算“工分”和发工资的。 　　不过，大食堂的“好日子”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后来浮夸风厉害，超过了几倍、几十倍的标准征购粮食。我记得日子比较好的时间差不多有半年多吧，慢慢就不行了，吃不饱饭了。四年后食堂便散伙了。因为吃不饱饭，群众干活也不积极了，收入也低了，公社最后基本上剩下一个壳儿了。 　　下面这张图拍的是穿着号码劳动的农民，旁边架着基干民兵的枪支，可以作为上面查岈山人-民公-社经历者诉说的证明。 既然公社建立，GC主义已经到来，优越性当然就要显现出来，所以各地在耄的鼓励之下拼命的拔高粮食产量。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放卫星一浪高过一浪，从 1958年6月到11月报道的各种“卫星”达39次。小麦最高“卫星” 7320斤，玉米最高“卫星” 35 394斤，水稻最高“卫星” 130434斤，甘薯最高“卫星”567570斤等等。(各种卫星之最数据有些出入，不过不妨碍说明问题) 　　既然产量这么高，上缴的粮食当然就要按比例提升。到1958年底，农民完成各种名目的粮食上缴任务以后，手中就没有多少余粮了，加上成立食堂以后的胡吃，浪费，到1958年底到1959年初就有饿死人的现象出现。在地处中原的河南“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链接http://news.qq.com/a/20050413/001046.htm），而地处西北的甘肃通渭县情况更是严重“其实，早在1957 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 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 象。（《ZG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因此，在1958年还在兴致勃勃和属下讨论粮食多了该吃三顿饭还是五顿饭的耄在1959年3月不得不亲自向全中国五级干部（从省到生产队）写公开信，信中吩咐：忙时吃干（饭），闲时吃稀（饭）（此文可在耄的第五卷文集中查到）。这说明耄此时完全知道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农民手里是没有什么余粮的。当时他的兼职秘书，水利部副部长李锐也在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问耄为什么出生农家，如何会相信亩产万斤的谎言。耄辩解说是听信了钱学森的说词，所以信了。关于钱学森的故事我在我另一博文《让大师们见鬼去吧》已有描述，及评论（链接http://blog.tianya.cn/blogger /post_read.asp?BlogID=2506659&PostID=25695294），这里就不再说了，焦点还是聚集在耄身上好了，免得跑题。 　　现在在网上还经常能看到关于耄是否知道底下事情，是否被欺骗的讨论。就我个人而言，这类讨论完全是不必要的。ZG政权完全学习苏俄政权的控制手段，从上到下，“十人团”之类的安全眼线密布，任何情报都会很快上报，明目张胆，漏洞百出如“放卫星”之类的造假没有上级的放任，甚至是怂恿，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时尚的。耄把责任推到钱学森头上不过是他一贯不承认错误，强词夺理，不承担责任性格的应急反应。建议大家想办法找到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看看，里面有目前为止我读到的最为详实，可靠的关于这一阶段的史料。而在这篇文章里，我的重点是分析这些史料中的一些关联，告诉大家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是杨先生的著作中所欠缺的。 　　耄在1958年要达成三个目的，第一，在国内经济工作中取得成功，向刘，周展示自己的能力，夺回在国家建设当中的话语权。第二，向GC世界的小兄弟展示实力，第三，为军工企业，尤其是原子弹筹集资金。耄为此三个目的采取的措施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我们从上面已看到，一味蛮干的大炼钢铁耗费了大量不必要耗费的财富。即使是炼出的有用钢材也主要用在满足军事需求及援外，转化为社会有用财富的也极少。我亲眼所见的70年代中国农村赤贫一片，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设施，而60年代的农村比70年代还惨。现在的北朝鲜先军政策也弄得朝鲜民众民不聊生，新元帅上台带给他子民们的居然是让人民喝上肉汤这样一个伟大的让人掉眼泪的承诺，其原因也是和60,70年代的中国一样，大多的资源和财富用在军队和原子弹研发上面去了。现在的北朝鲜还能通过毒-品和军-火交易赚取一些硬通货，50年代末的中国统治者只能用肉食，水果，粮食这样的东西去换硬通货。那么，到1964年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花了多少钱呢？ 　　我在中国网络电视网上找到如下资料： 　　“1964年1O月16日，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根据最近解密的资料，为了这枚原子弹的爆炸，中国一共花费了28亿人民币。结合早前公布的模糊资料，中国在截止80年代初的整个核计划上(第一代核武器的发展研制与工业体系建设)，投资相当于一个宝钢规模的钢铁厂――据此估计是300亿人民币 　　中国的核计划在1958年全面展开，到了 1962年，经过是否下马的讨论以后，转入决战阶段。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目标是小而全，根据资料，从铀勘探到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按1957年的价格计算，约107亿元人民币，按1981年的价格计算，约128.6亿元人民币。 　　根据以上资料综合估算，中国爆炸第一枚原子弹直接耗资28亿；建设核工业体系与配套开支(如铀开采等)在数十亿人民币，最多达到80亿的规模；除此以外，包括核武装等其它开支，如核潜艇、导弹核武器开发等，总额是建设一个宝钢的代价。这是一个虽然沉重、却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不是真的“当掉裤子”了。”(链接http://news.cntv.cn/20110223 /102366.shtml) 　　写这篇文章的人说的很轻松，大概是以现在的货币数量来衡量。要知道，在1957年，整个中国的GDP总值不过 1028亿元，平均每日人不过168元（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5 /content_707555.htm）。300亿元意味着1.8亿人干一年就为了这颗大礼花，当然这些费用是从1958年至1964年的费用，但考虑同期间还有大量的军人，干部，外援都要供养，还有其它军工，民用设备投产，而 1957年全国财政收入不过303亿，到1964年，基本在400亿-300亿之间波动。（链接 http://shiyunlong69.blog.163.com/blog/static/179786132201212714946470/） 　　所以原子弹上所花费的代价根本不是当时中国能承受的。 所有的这些花销加上浪费，最终都要中国的农民来承担，如果按照正常的收税，征粮来筹措，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时间恰恰是耄没有的。“人-民公-社化”自然就孕育而生。而“公-社化”本质上就是一种“GC化”，讲白了就是一种对财富直接的掠夺，这对靠“打土豪”出生的耄这伙人来说是最靠谱的，也是他们唯一懂得办法。通过“人民公社化”把农民的私人财产直接充公，广大农民变得一贫如洗（其实当时也有建立城市公社的想法，因海外反响太大，怕引起不稳而作罢，杨的《墓碑》中有描述），可以补充财政亏空，原来私人所有的养殖，水果也变成了国家的，从此水果，肉类变成了紧俏货，奢侈品，因为绝大部分被出口换汇,少部分供应高层享用。通过大办食堂，禁止农民私人开伙做饭，不仅能够更好的控制民众，而且可以使扣克粮食之事易如反掌。这些扣克下的粮食或被出口换汇买设备，或供养军队，干部，或在国际上送人收买人心。至于农民的死活，视人命为草芥的耄怎会关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权力稳固，一统世界的大业成功。 　　这种阴险，疯狂的想法耄又如何能直说，因为在1957年农民负担已很重，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已有饿死人的现象，耄不可能直接下令提高粮食征收指标，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大量饿死人。这会成为刘周攻击他的口实。而当浮夸风一起，各级官员纷纷报告高产喜讯时，调高粮食征收指标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耄非但不戳穿各级官员的造假，相反还提拔，表扬吹的最凶的官员，使得浮夸风愈演愈烈。在浮夸风最早起来，（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即在头版头条报导了「遂平县嵖岈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530斤」的「高产卫星」。随后引来数十万人参观。）也是最烈的河南，其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在广州农运所里耄的学生吴-芝-圃，也是执行耄的政策最坚决的省-委书-记之一。 《人-民日-报》首推，各地互动，领导赞许，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民的口粮也被收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发生。 　　由于连口粮都被扣克，在1959年春夏之交就有很大数量的农民死亡（很多农民死在水利建设工地上。）各地颓势已显，耄的焦躁是必然的。本想露一手，不想露了丑，耄此时对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都是很敏感的。 当1959年8月彭DE怀在庐山带头向耄发起质问时，预示着风雨来临。庐山-会议的诡异风云一直遮盖到1976年耄的去世。 　　官史上一直把庐山-会议作为一个偶发事件。说本来耄是想改正错误的，彭的万言书激怒了耄，结果错误没改，越发严重，直至引起大饥荒。 　　官方这样说，无非就是要把大饥荒归结于耄个人的性格，极力把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悲剧与体制撇清关系。从耄在庐山-会议前，后，以及在整个60年代，79年代的表现来看，耄从来就没有准备承认错误，而且他在1958年的方针一直延续到他的死亡，没有丝毫改变。大饥荒造成的真正原因是耄领导的体制穷兵黩武，用无数人的生命换取了原子弹，换取了军事工业和军队。这和苏俄，北朝-鲜的大饥荒的原因如出一辙。 　　庐山会议吊诡之处就在于，耄的几个秘书，田-家-英，李-锐，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也是耄的前秘书）都卷入了此次风波。彭在写“万言书”前和这几人经常长谈。以我的了解，耄是相当提防自己的秘书和别的领导人交往的，以耄对情报系统的掌控，又如何会不知道他的秘书和他从来不喜的彭混在了一起。最为吊诡之处就是在耄身边混了十几年，深知耄心胸狭窄的田家-英居然也趟了这趟浑水。最后田在耄的保护下过关，没有追究，但最终在文革前夕被撤职，感觉大祸临头的他知道毛的手段，也知道自己的下场会很惨，索性一根绳子吊死了自己，倒也免了许多羞辱。李锐和周小-舟下场都很惨。李-锐坐了十几年牢后熬到了文GE结束，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但中间有很多地方语焉不详，有意无意隐藏了很多秘密。周-小舟则在会议后被撤职，后死于文GE。耄的秘书及前秘书集团性的为反对耄的对手提供炮弹，真是匪夷所思，而后其中的人还有能逃过此难不予追究，更是让人不可想象，这里面必然有猫腻，大家可以深究，一定能挖出很多猛料来。 　　官方史料上把彭树为民请命的硬汉。这就像极力把周EN来树立成爱民如子的好总-理一回事，不过是告诉大家这个团伙里还是有好人的。现在我们知道在60年代初，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提供给茅台酒厂上千吨粮食酿酒，60年初茅台酒产量不降反升。从众多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这茅台是ZG高官们的最爱，这血茅台给谁喝了咱们都心知肚明。（闲话一句，在皇帝时代，大荒之年，官家会明令禁止酿酒，以省出粮食救命）。从这彭一生履历看，从打土豪，肃反，内战，朝鲜战争一直到整肃刘-伯-承及粟-裕对人命也从来没爱惜过，对待自己的同志也是大下狠手的主，对权力也有着强烈的兴趣。如果仅仅是因为对老百姓的怜悯而奋不顾身反对耄，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彭不过是一个经常以大老粗示人的精明政客，不然他如何能打倒耄钦点的粟-裕而换上自己的心腹做总参谋长以图把握军队呢？在庐山批彭时，耄也极力诉说彭的狡猾，甚至向全体会议代表发出威胁，说：我不相信解放军就听你彭DE怀的。如果解放军真的都听你的，大不了我和林PIAO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一方面，耄是赤裸裸的向D内高干们摊牌，又不然你们站在我这边，要不然站在彭一边；另一方面也说明彭在军中的势力已经大到让耄已有所忌惮的地步。 综合上述，这彭DE怀上书之事，绝不会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后面一定有自己的考量，没有一定的支持，彭是不会走这步棋的。彭的自信，一方面肯定来自对军队的掌控力，虽然他来了庐山，他的亲信，总参谋长黄克诚还留守北京，手握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另一方面，肯定有其它D内大佬的支持，这些大佬们除却周和刘，我很难想象会有其它人。彭本身与刘在H三军团时共事，关系一直不坏，周本来就是彭的老领导，三者在1959年的利益相关，不合作的理由很少。彭的上书，可以看着是一次刘周彭趁着大跃进遇到挫折，试着向耄提出的一次挑战。耄的秘书们集体为彭提供攻击耄的子弹这件蹊跷的事情是不是耄故意安排的？如果是的话，耄为什么要这样干？刘和周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通观1959年庐山会议已披露的材料，基本上和庐山一样，总是罩在云雾之中，藏着太多的机密，还需要后来人解密。 　　耄化解这次挑战的办法是，首先将黄-克-诚调离北京，上山开会，使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从彭的手里拿开，然后急调林BIAO上山，与贺=龙一起围攻彭和黄克诚，让彭，黄尝到了一年前刘-伯-承，粟-裕吃过的苦头。（彭因为在1946年到1949年统领原贺的部队，产生了很多矛盾，也是耄洒下的种子）。同时，与刘周摊牌。记得看过一篇回忆录，耄连夜召集刘，周开会，刘吃了安眠药正准备休息，是被人扶着摇摇晃晃进参加会议的。（无论是耄，还是刘，周，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也是ZG领导干部当中的一个特色。我曾写过一篇博文《领导们为什么睡不着觉》http://blog.tianya.cn /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506659&PostID=35091797，对此现象做过一些分析，大家可以参考）。在这个会议后，刘，周积极参与了对彭的批判。他们二人甚至出面动员别的高级干部对彭进行揭发批判。刘在后来的会议中就揭发过当年和彭在H三军团长征中共事的一件往事，以示彭表面憨厚，实际精明算计。刘还出面做H三军团同事黄-克-诚的工作，示意黄批判彭，以换取前程，被黄拒绝。 　　耄是如何向刘周摊牌，以使得刘周抛弃与彭的结盟转而拥护耄我不得而知，相信随着史料的慢慢披露，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但刘周为了保护自己，放弃了和彭的联盟，转而拥护耄，使得耄能够打倒彭，撤销了彭的军委常务副主席的职位，代之以耄的亲信林BIAO，总参谋长的职位也换上了耄的心腹罗-瑞-卿，至此，刘，周，彭铁三角被打破，耄在军队控制方面开始占据优势，刘，周的命运逐渐被耄所掌控，直至被各个击破，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此时的刘，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自私，短视将会给自己带来的杀身之祸，仍然积极奔走在批判彭DE怀的第一线，为早已准备好屠宰他们的刽子手呈上洗剥好了的羔羊，以洗白自己，显示忠心，虽然若干年后他们自己也变成了洗剥好了的羔羊！ 庐山会议以耄的全胜结束，彭及他的亲信们被撤职，接下去耄在D内及军内掀起了抓“右倾分子”的浪潮，借机清洗了一批与彭亲近的干部。在经济上执行更疯狂的大跃进政策。但这种疯狂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虽然号称完成了钢产量1300万吨，如何完成的却语焉不详，至少没有了全民炼钢的搞笑场景。农业方面仍然执行高征收，大办食堂，大修水利的政策，甚至变本加厉，比1958年更加严酷，很多地方基本上是秋收刚完，交完各种征收，农民手里就已经没有了粮食，就要向上面要救济粮。而各级官员怕以前吹的牛皮被戳穿，影响自己的前程，大都默不作声，并不向上级反映农民的要求，致使很多农民从1959年秋天就开始断粮，加上不准自己开伙，收集到的野菜，野味也要交到食堂，再加上大修水利等重体力活，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大批农民被饿毙，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的考证，这一年至少有超过两千万人饿死，占了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总数的一半以上。（杨经过详细计算，认定整个大饥荒时代中国死亡人数至少3千7百万以上，而且是很保守的计算） 　　造成这么骇人听闻的死亡数量的各种原因中（讲实话，饿死恐怕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一种死法了。本人曾经有一天没吃早餐和中餐，到晚上已是饥肠辘辘，晚饭时狼吞虎咽。想想连续一，两个月没有吃的会是什么境地，而且逃无可逃，到处一样，真让人不寒而栗），“反瞒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所谓“反瞒产”指的是上级认为实际产量高，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不愿意如实上报，隐藏了很多收成，上级就派工作队下去搜查，找出隐藏的粮食。这一招很像当年列宁派征粮队下乡抢粮的行为。杨在《墓碑》中透露，“反瞒产”的始作俑者是时任广东海南行署书-记的赵-紫-YANG。赵的报告经当时的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推荐，得到耄的赏识，在全国推广，从此农民留下的一点救命粮被抢走，很多干部，社员甚至被吊打而死。赵从此走上省级干部的岗位，而死去的冤魂则增加了成千上万。不是我要有意打破大家仅存的美好幻想，历史的真相是如此的残酷，正视它需要非凡的勇气！ 　　在查找资料期间，我看到很多资料，这里节选一些下来，以便不太知道这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阅读。在河南，“这年秋后，第二次“GC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志征购任务，就是“小彭DE怀”，就得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 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链接http://news.qq.com /a/20050413/001046.htm) 　　在甘肃通渭县，“1959年8月开始“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 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D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 委以“彻 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ZG定西地-委批准开除D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 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到现场讲话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 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 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 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 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 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 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 检察报告》，[60]检二字第054号，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 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 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 12 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50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 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ZGZY文件 中发[60]364号：《ZY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在山西寿阳，“山西寿阳事件：寿阳的 “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 1月被ZY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D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链接http://www.tydao.com/suwu/jindai/0708-sy.htm） 　　从这些资料里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农村的“反瞒产”的本质和残酷，以及人类在恐惧和贪婪的驱使之下很快会变成野兽。 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从1960年春就开始慢慢揭露，最早的是河南信阳事件，后面有甘肃的通渭事件，中宁事件（当时宁夏属甘肃），山西的阳寿事件，还有安徽无为事件等等。当我阅读这些资料时，几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惨剧被推到GMD反动派头上，从地-委书-记以下都被打成了“反-动派余孽”。“1960年12月，当时的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ZGZY 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 ‘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试图将饿死人的事件嫁祸于早在10年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和富农。 　　MZD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借口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GMD、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M在召集各级ZY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GCD招牌的GMD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他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链接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9%98%B3 %E4%BA%8B%E4%BB %B6#.E4.BA.8B.E4.BB.B6.E7.9A.84.E5.88.9D.E6.AD.A5.E6.8F.AD.E9.9C.B2） 　　时任河南ZG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在《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中写道：“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同样在甘肃通渭大量饿死事件被暴露后，“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 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县-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晚，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宣布“以席道隆为首 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勾结一起所造成的恶果。号召全县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1960年4月6 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ZGZY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 告》（ZGZY文件 中发[60]364号）。ZGZY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 策。”。（这些文件由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披露） 　　当然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耄推卸责任的说词，因此在几年以后这些被判刑的地-委-书- 记，县-委书-记们都被放了出来，或任闲职，如通渭县的第一书-记席道隆最后就在甘肃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或一直享受国家退休干部待遇。（杨继绳采访）那些在一线冲锋陷阵，为耄卖命的地区，县-委书-记们不免有兔死狐悲之心，对耄的不满自然会体现在行动上。我在搜寻“七千人大会“资料时，发现在百度百科上有这么一段讲述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大会的原因。（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ZY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ZY、ZY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因而ZY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ZY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有鉴于此，ZY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 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ZY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XIAO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ZY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11月12日晚上，邓XAIO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耄作了汇报。MZD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ZY对“大跃进” 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ZY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ZY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ZY，第二是省。ZY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MZD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ZY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ZY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MZD那里定下来了。”（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392.htm）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个信息。第一，各地干部不再争相虚报粮食产量，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他们也会倒霉，耄的话不是很管用了。第二，耄不得不承认ZY有错，但还想沿用过去的老套路，希望通过延安整风的办法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事实上耄在7千人大会上做的道歉不过是认为自己不知情，责任主要还是推在执行者身上。但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认可。与会者不敢与耄公开说耄的道歉不够，就转而向耄的几个骨干开火，使得这些人先后被撤职。第三，在七千人大会之前，耄对自己在D内高级干部的威信已不自信（估计耄对高饶事件和反右事件中吃的亏还心有余悸）但对自己在下层干部中的威信还是很自信的，寄希望扩大与会人员范围，让底层的干部参加会议以抵消刘周在中高层干部上的优势（文－革利用更低层的人打倒耄不喜欢的官僚阶层雏形，根源可回溯到耄在１９２７年利用乡村流氓打倒乡绅的做法）。不曾想，在大会上，刘公然向耄叫板，否认耄一直强调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法（即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9九个指头），认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实际是直指耄是祸首了。而让耄惊恐的是，与会代表们几乎都默认了刘的说法。省委书记中耄的几个主要支持者如吴芝圃（河南），曾希圣（安徽），张仲良（甘肃），李井泉（四川）受到了集中攻击，这时，只有林BIAO跳出来支持耄。可以说，没有军队的坚定支持，耄是撑不过这场风波的。刘，周失去了彭在军队里的影响力，已经没有战胜耄的可能性了。当然，此时的刘，周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在全国布局，希望把耄重新推上高高的神坛，不要乱说乱动，自己掌握实际的权力。（说心里话，这刘，周与耄共事这么多年，仍然看不出耄的嘴脸，不知权力争斗的残酷，实在是智力，历史知识都有限）。经过这次大会，耄也对全国掌握实权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统统失去了信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耄在文GE中要打烂除军队外所有机构，让造反派夺权的真正原因。因为这帮经过十几年严格洗脑的年轻人已完全将耄看着了神，耄可以完全控制他们。耄希望通过这些被洗脑彻底的信徒们彻底掌握国家的机器，贯彻自己的意图，使中国真正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刘通过造神而上位，但他不知道，神一旦上位，就是需要祭品的，这造神之人往往会成为最大的祭品。否则，很难解释耄为什么要摧毁所有的权威机构，自毁长城，迫害为他卖命的各级干部的奇怪行为。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还注意到，当时“ＺＹ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而在１９６１年，国内很多工业项目下面，大批人员回乡，这就是著名的“下放”（这个词已是我童年里经常听到的词语，父母的很多同学，同事，老乡曾经历这些遭遇）全国有１千万人返乡务农，这说明１９６２年需要粮食供应的人口至少比１９６１年少，而且大量工业项目下马，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原材料也应大大减少，所需粮食应该大量减少才是，为什么不减反增，还需要比１９６１年征调更多的粮食？多征调的粮食明显不是为了供应增加的城镇人口的，而且，当时各级官员都知道大面积饿死人，却还要不顾民众的生死征调更多的粮食，这不是明显的让更多的农民饿死吗？ 　　前文中在谈原子弹所耗费的资金时，引文中曾披露１９６２年曾当局曾讨论是否原子弹下马，说明原子弹研制所需资金极大（前文已分析过了），已经让当局难以为继了，因为为了筹集这些资金（硬通货，以便在国际市场上支付购买研制原子弹所需原材料），ＺＧ只有增加农副产品的出口以换取硬通货。而１９６１年已经大量饿死人，还要不要继续征调粮食，加大出口力度才是１９６２年当局讨论的原子弹是否下马的主要原因。而这增调的粮食必然是为原子弹研制筹措资金，否则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耄知道，手里有了原子弹，就有了在国际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有了做ＧＣ世界到达的本钱，他的权力才有更好的保障。 　　图中是青海海北州海晏县原子弹研制基地的主办公大楼，我在 2010年夏天访问这个被废弃的基地时，这幢建于50年代末大楼里老式电梯还在运行，楼体墙厚达半米，历经50多年的地板依然完好无损，可见当时的做工，材料多么精良，耗费是多么巨大。如今整个金银滩依然遍布当年的实验设施，有独立的电厂，还有独立的生活区，规模极其庞大。 　　从时间上看，1960年初已发现大规模饿死人现象，为此在1960年就先后处理了山东，河南，甘三省的一把手。可以肯定，耄，刘，周是知道实际情况的。而在接下去的1961年，1962年中，一是继续采取公社化政策，大办食堂，绑住农民的手脚，扎住农民的嘴，二是继续加大粮食征调量，这基本是有意要加大死亡数量的路数。我在查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前后的历史时发现，曾在1961年初在安徽省安徽试行包产到户，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到1961年秋，安徽粮食产量增加了近40%。曾在采取这一行动征求了耄的意见，耄同意在小范围内悄悄的进行。但在1961年12月，耄要求曾取消这一政策，曾居然不同意，认为农民刚好一点，还是让农民接着搞。结果曾失去耄的信任，在转年的7千人大会上遭到猛烈批判，被免去安徽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就是省内饿死的人多，搞包产到户。而安徽饿死人很多这件事其实在1960年就有大量事实披露，但曾非但无事，还接替同样因为饿死人多而下台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兼任两省省的第一书记，可见曾在耄心目中的位置。从耄对曾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耄对农民的死亡是无动于衷的，对能增加农民存活机会的办法不感兴趣，耄更关心的是别的东西。杨继绳在《墓碑》中计算出，大饥荒饿死3700万人以上，少生了4000多万人，两项相加已达到8000多万，加上历次运动被杀的人，离一个亿就不远了。曾经网上传说的《中苏秘密协定》中规定中国需要减少一亿人口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难道说真有这个协定？ 　　总结起来，农业上的错误政策及体制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产量下降，而穷兵黩武，耗费大量资金，资源打造核武库，以至于民生凋零，饿殍遍地是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在９０年代末发生在北朝鲜的大饥荒和中国的大饥荒如出一辙，而当局的冷酷，残忍让我现在想来还是不寒而栗！至于是不是有意要这样做，已达到减少一亿人口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从1961,1962年ZG的政策来看，是符合这种猜想的。 　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现象是那些最先暴露，也揭发最深的大饥荒事件的省委书记都是耄的爱将，而既是耄的爱将，同时又和刘周阵营中的主将邓ＸＩＡＯ平关系良好的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虽然罪孽深重（四川一省饿死人数就过千万，超过全国饿死总数的四分之一）则不仅被揭露的晚，而且在事件披露出来后还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七千人大会上李遭到严重攻击，与会代表强烈要求追究李的责任，而后邓亲自参加对李的批判会，保李过关。由此我对这几个事件的过程和背景做了一番研究，从中发现了事件背后刘周势力的背影。 　　前面提到的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治下的安徽，1960年死亡人数不少于山东，没有被刘周势力打击（周早知安徽大量饿死人）反接替了舒同的位置，身兼两省一把手，原因不仅是曾得到耄的信任，同时也因为这曾希圣是周长期的部下，原军委及南方局的干部，周是不会选曾开刀的。 　　反过来，河南的吴芝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们先看看河南信阳事件是如何爆发的。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部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ＸＩ仲－勋报告，ＸＩ随即向ZY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ＺＹ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ＺＹ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ＺＹ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但他们排除万难，深入基层，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ＺＹ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1960年10月21日，ZGZY组-织部、ZY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 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ＭＺＤ。26日，M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ＥＮ来，ＺＹ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ＥＮ来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ＭＺＤ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周ＥＮ来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ＺＹ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 　　11月6日，ＺＹ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Ｄ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 48.3万。时任ＺＹ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ＺＹ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ＺＹ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 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 　　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ＺＹ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吴芝圃最终于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ＺＹ批示并肯定该个报告，并要求 “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链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9%98%B3%E4%BA%8B%E4%BB %B6#.E4.BA.8B.E4.BB.B6.E7.9A.84.E5.88.9D.E6.AD.A5.E6.8F.AD.E9.9C.B2） 　　这里面可以看到，事件被揭露是从国务院系统开始的，XI仲-勋和董必武是发动者，这两人与周的关系非常亲近。李-富-春在法国时就是周的伙计。当 1962年耄指使康生出面假小说《刘志丹》之事攻击XI之时，周出面保护了XI，使Xi避免归于“敌我矛盾”，而后能够东山再起，（要不然当朝太子怕也是别人了）。而王从吾，徐子荣，安子文全部是刘的人马。在文-革中徐死于非命，王，安两人都被关押十年。耄不过是在刘，周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处罚了吴，但还是要维持自己的面子，吴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平级调任中南局任管文教的书记。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闻名的甘肃通渭事件是如何爆发出来的。 　　杨的《墓碑》中是这样叙述的：“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ZY写信。经ZGZY指示，甘肃省-委对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ZG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看，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 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说：“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 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 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是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 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子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施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 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D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 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 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ZGZY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 告》（ZGZY文件 中发[60]364号）。ZGZY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 策。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ZY、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 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 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 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工作组还在口粮、棉衣供应，疾病治疗等方面做了 安排。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问题。”这一年，为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农作物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ZGZY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MZD批示信阳事件之 后。ＭＺＤ在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认为信阳的问题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搞“民主革－命补课”。兰州会议认为，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 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ＺＧ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有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 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Ｄ、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 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 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 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ＺＹ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各地饿死人问题上减轻了地方干部的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ＺＹ工作会议精神，省地 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2005年作者 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我们可以看到，通渭事件发起的时间和河南信阳事件是一样的，都是在１９６０年春节前后，过程也差不多。来自北京的压力是不是来自国务院或中监委，文中未提，但肯定不是来自耄。到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前，基本是按耄定的调进行处理，反右，将责任推到当地干部头上，而且这些干部还是ＧＭＤ（用时髦的话说，这ＧＭＤ真是躺着也中枪）。甚至当地干部采取的一些救命的办法（保产到队，开荒种粮等这些方法后来刘周在调整期也同样做，又变成好的了）也被作为罪状。真正事件得到处理的是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西北局的兰州会议上，张仲良被当场免去省-委第一书-记，改任第三书 -记，全面救助才开始。而这时的西北局第一把手正是刘的嫡系刘-澜-涛。 作者：傅志彬　回复日期：2012-08-12 03:26:00　 回复 　　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查找资料中，看到这期间还有一个“山西寿阳事件”，事件官方描述是这样的：“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 1月被ZY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D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ZG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D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 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D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名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处以死刑。”（链接 http://www.tydao.com/suwu/jindai/0708-sy.htm）。 　　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县死亡３４９人已经是非常少了，而这样的事件被挖掘出来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典型，实在费解。我查了一下当时的山西省第一把手的姓名，陶鲁笳，原北方局干部，刘的部下。 　　在1960年底同时被处理的省委第一把手舒同属于H一方面军系统，也和刘，周没有很深渊源，所以很快被抛了出来，也成为耄刘周恶斗的第一批牺牲品。 　　同样在这一时期执行激进路线，发掘出“反瞒产”血腥政策的广东省委第一把手陶-铸，尽管在富饶多产的广东也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看过一个材料，原H四方面军的军长何畏也在广东老家饿死），难民涌向香港，造成了国际影响极大的逃港事件，因为与刘关系良好也安然无事。 　　综上所述，我可以肯定，刘周对下面的现状实际了如指掌，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以后，有选择的挑选耄的亲信掌管的省份进行揭露，以打击耄。耄在这种有组织的打击揭露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以至于在７千人大会上道歉，从此也交出一线指挥权，刘周人马重新走上一线，这一回合以刘周大胜结束。（但在这场斗争中投靠刘周势力的大员们在文革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陶和曾被整死，李，张，舒虽然也被批判，但无性命之忧，都安然度过了文GE。吴在1967年死于医院，没受多大冲击） 有的读者肯定会说，我在用阴谋论看待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要救命于水火。以我读过的资料来说，刘周二人对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漠视的。我在凯迪网上看到一篇吹捧李井泉的文章，资料很详尽，出处应该是可靠的。原文如下：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ZY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ZY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作为四川人民的父母官，李-井-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 　　据在场的同志回忆，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四川省-委经反复研究讨论，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链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96& id=8442097） 　　注意，这里讲的是１９６１年初，全国粮荒死人已是普遍的情况，刘周早已心知肚明。年初，正值春荒阶段，从任何地区调粮都意味着那里的人得饿死。不是去海外购粮渡荒，不是停掉核武器实验节省资金，而是要求从早已大量饿死人的四川调出粮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行为了。而四川省－委决定调“死角粮”的说法更让我惊悚，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就是：把交通不便，外人难以了解地方的粮食调出，因为那里的人死了也没人知道！作为人是很难做出这么冷血的决定的，但这些人做到了！我可以想象，四川通江，南江，巴中被饿死的人一定很多，有知道情况的网友可以提供情况。 　　周的冷血还可以从同一篇文章中读到：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却过着“只见猪儿跑，却吃不上猪肉”的紧巴日子。那时，中国工业尚不发达，给苏联还债主要靠农副产品，而粮食产品价格很低，只有靠大量出口生猪和肉食品。为此，数千万头川猪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 　　为了保证出口，MZD带头不吃猪肉。周ＥＮ来在召开ＺＹ工作会议时，向全体同志宣布说：从明天起停止吃猪肉，起个示范作用。李－井－泉立即打电话给省－委，转告这一情况。他说：“我们四川要大力支援国家外调生猪和肉食品的任务。各机关、企业、军－队吃肉标准一律降低，吃得少的也要压缩。” 　　当时，四川农民的年均口粮已经降到最低限，增加养猪，势必增加粮食消耗。．．．． 　　周ＥＮ来听到李－井－泉有关饲料粮不足的情况汇报后，先后调拨了10亿斤专用粮，支持四川大力发展养猪事业。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 　　到了1962年，由于严重缺粮，四川全省的生猪围栏数已经下降到1250万头。＂ 　　注意这个数据，“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而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０年恰恰是全国，也是四川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苏联逼债现在知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当时的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主动向中国提供无息贷款买粮食救灾，但被耄拒绝。 　　人可以饿死，猪不能不养。中国人的命在周的眼里是轻于猪肉，茅台的！所以1960年刘，周选择山东，甘肃，河南发力，不是他们不忍见到人民的死亡，而不过是看到了一个打倒对手的机会。刘在7千人大会上猛烈抨击曾希圣的包产到户政策，在安徽，甘肃，河南采取的整顿措施甚至比以前还左，农民并不比之前更好过，1961,1962年照样有大量农民死亡。直到1963年，情况才开始好转，1964年大饥荒才完全结束。很巧，这一年，原子弹也爆炸成功。我推断，1963年应该是随着原子弹研究接近完成，资金需求增幅逐渐减少，到1964年基本停止增长，老百姓才终于有可能吃碗饱饭了。至于关于天气，关于还债，关于天真造成大饥荒灾难的说法，都是些骗人的鬼话 　　关于耄在６０年代不吃猪肉的事是真的，不过人家开始吃牛肉了，当然鱼，海鲜还是耄的最爱，水果也同样少不了。被忽悠当然是**子民的特权。 　　重新被供上神坛的耄怎会甘心大权旁落，冥思苦想之后，不待饥馑过去，耄在1962年就发起了反击。这就是大家不太所知的社教和四清运动。 　老实讲，我以前知道这两个名词，但实际怎么回事也不是很清楚。童年时经常听参加过这个运动的母亲讲起她参加工作队下乡参加社教的故事，当我查看资料时才知道，“社教”的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从1962年的9月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无疾而终，其实可以称做文革序幕，严格来说，文革应该是从1962年9月开始的。 　　耄在ZG的1962年9月，七千人大会结束不过半年后就开始反击，在8届10中全会上提出“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D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源。 　　虽然耄一厢情愿的要发动运动，没有刘周的支持也没法开展起来。我看到一个文献是这样说的“1962年冬到1963年初，MZD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MZD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MZD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D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内容摘自《D史文苑》2005年第9期 作者 林小波，下同), 接着，1963年2月11日至28日，耄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所谓“五反”是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农村地区社教如何搞，并无具体意见。文件虽然下发，下面还是不动。耄又在5月在杭州召集各位大佬开会，即D史中的“五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在耄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总算动起来了，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五反"试点主要集中于ZY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也就是在吃国家饭，拿工资的这些人，与农村无关。运动以来，各级干部依例形式，以前ZG历史上整人的把戏，恶果马上显现。林文中是这样写的：“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从前面我写的文章里大家应该知道，这不是什么扩大化，压根就是无中生有。 　　在5月20日下发的文件中，还附有河北保定地-委的关于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整风整社的报告。至此，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运动蔓延到农村。农村的情况林文中是这样写的：“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这样，在1963年的5月底开始，中国大地上才真正开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形式就是在城市及企事业单位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 　　刘周当然不会让耄主导这次运动。同年7月，刘派大将彭-真出面写报告提出反对意见。耄迫于压力，派出秘书田-家-英与邓XIAO平又起草《关于农村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从此，机关单位上的运动即已停止，运动的主要活跃区只是在农村，主要是针对农村不拿工资的大队长，小队长这样的干部。我看过一些材料，这时的农村干部很难过，以前受他们压迫的社员反过来整这些成天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干部，其手段也是很残酷的。很多干部也被整的自杀，在北京地区就有40名干部自杀。刘的夫人王-光-美在1963年11月也来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创造了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位刘夫人拿出土改的办法，发动群众斗农村基层干部，以至于到了文革，这种残酷斗争的方法成了刘夫人的罪行之一（当然文革的刘，王也尝到了被斗争的滋味）。到1964年9月18日，刘主持，又是耄的秘书田-家-英参与起草，经耄批改同意，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ZGZY正式发出，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也就是说，县一级对下面的干部好坏没有发言权，而由省，地派出的工作队主持工作。“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GCD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 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刘周是尽力把动荡控制在农村干部以下，即他们的官僚队伍之外，因为他们知道这支官僚队伍是他们的依靠。而耄发动“社教”的真实意图是利用群众对官僚队伍的不满（这种不满本来就是执行耄的命令引起的，而耄经常性的将官员抛出作为替罪羊，使得这支官僚队伍对耄心生厌恨）夺回控制权。刘的这种做法如何能让耄满意，尽管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根本没有区别。 　　矛盾在1964年12月的ZY工作会议爆发。到了12月28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耄拿着《D章》和《宪法》出现在会场，（写到这，我也忍不住要笑了，耄居然会根据宪法索要权利！！！）对不安排他到会并发言大为不满，说他是 D员，公民，有说话的权利。（刘在1967年也学了这一招，可惜，刘忘了，耄拿宪法，党章有用，是有枪杆子在手，党羽尽失之时也用这一招只是会徒增笑柄）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12月15日，ZGZY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本是趁三届人大会议由刘主持，邓XIAO平在向耄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而且在一次会上，耄在刘讲话时插话，耄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让耄忍无可忍的是，没有请示耄，也没让耄出席，会议居然就结束了。耄大发雷霆，召回已在归途的各省书记们，继续开会。 　　在周EN来的协调下，刘作了检讨。说自己对耄不够尊重。接下来耄对过往“四清”工作的所有政策进行了指责，全然不顾这之前所有政策都是得到他的支持和批准的，弄得ZG从上到下的官员们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工作才好。（耄的出尔反尔，赖皮打滚的流氓劲尽显无遗）1965年1月，ZGZY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MZD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D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这个大家在文 --革当中耳熟能详的名词）http://baike.baidu.com/view/33063.htm 　　《二十三条》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成为新的“四清”目标。，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MZD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MZD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写到这我想起了雷锋在汽车驾驶室里学毛-选的照片。刘文学拼死斗地主，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等极度宣言仇恨，暴力的文学作品也在全国大肆宣扬，文-革的血腥种子又得到了更多的养料。 　　虽然名义上耄取得了胜利，甚至耄在D内的高层会议上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SHAO奇》）这样街头混混说的话。但实际上，1965年初的耄是打不到刘的（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呐！），不仅如此，矛盾公开化以后，“社教”，“四清”也处在偃旗息鼓状态。除了大家装模作样天天学毛选以外，1965年中国大地实际处在较为平静的状态。处于这种全体官员软抵抗之下的耄也是有苦说不出，知道自己又被架上神位供了起来。 　　“社教“实际上是耄希望利用被洗脑的农民和工人对官僚们的厌恨以及对自己的崇拜，从刘周手中夺回权力的又一次尝试。尽管失败，但耄成功的把一个概念植入了ZG的理论体系当中，即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是即使你出身好，功劳高，同样可以成为GC主义的敌人。当然，是不是走资派要由权力占有者决定。 1965年的耄还没有这种绝对的权力，刘，周更没有，耄在床榻欢愉之余思索着登上绝对权力之路。耄曾在1970年12月2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ＳＨＡＯ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建国以来MZD文稿》第13册（北京：ＺＹ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 173页。），当然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对方的力量，最终搞倒对方，是这段时间耄的主要工作。 　　1965年虽然在普通民众的眼里是难得稍微平静一点的年份，但实际上却暗涌着汹汹的浪涛，这浪涛最终在1966年将整个中国大陆拍碎，中华民族几乎承受了灭顶之灾。 我先给大家列一下文革发动到ZG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大事记，一方面有利于不太了解文革史的朋友有个全局概念，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有个线索。 　　１９６５年７月，根据耄的提议，ZGZY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ZY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 -扬、吴冷西。我们看到，虽然耄竭力想另辟战线战胜刘，结果新战线的发令枪还是掌握在刘的手里，整个文-革领导小组里只有康-生是耄的亲信，可见耄在 1965年7月对ZG高层人事任命的影响有限。 　　在这个ZY文-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很多现在看来很左的，很模式化的文学，电影作品遭到了严厉批判。其中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抓壮丁》等。上面列的电影很多当时根本没有被允许公映，只有《早春二月》获得了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的机会，但并非因为它通过了审查，而是被当作大毒草，供全国批判之用。（当然，文——革以后，这笔账自然算到了林ＢＩＡＯ和江－青的头上，虽然那时他们对这些批判根本插不上嘴。） 　　1965年10月，ZGZY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职，杨曾任H三军团政-委，与彭ＤＥ怀，刘ＳＨＡＯ奇共事，后来又成为刘的副手，负责ＺＧ北方局，长期担任中-办主任，是耄的亲信。杨被发配到广州当省-委书-记处书-记，12月到广州，三个月后又被贬为肇庆地-委副书-记，转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后杨又被归为“彭陆罗杨反D集团”，给出的理由主要是“窃听耄案件”（建议大家上网查查）同时说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D活动。”。那窃听事件发生在1961年，耄在1965年底拿出来说事，其意味深长，后面我还会给大家解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说 《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而吴晗正是身兼ＺＧ政-治-局－委员，ＺＧ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ＺＹ文-革领 -导小组组长彭－真的亲信，这篇文章实际直指刘的大将彭－真。 　　1965年12月，罗-瑞-卿总长职务被撤销。这罗瑞卿本是耄的亲信，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49年后任公-安部部长，长期负责毛的安全，在159年耄打倒彭DE怀以后，被耄推荐接替彭的亲信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在此之前，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在家的彭ＤＥ怀在１９６５年９月被耄召见，然后被发到遥远的四川去视察国防工业及工事建设。（在此之前，本来就与彭ＤＥ怀关系不错的刘曾提出让彭出来工作）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杨出身Ｈ一方面军，是林ＢＩＡＯ的长期下级，在华北军方有很大的影响力。 　　作为反击，文－革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之前文－革小组批判其它文化作品时实际和批海瑞的手法是一样的，现在却说起要以理服人了。（我想起那个城管要赶一卖艺的武僧人，武僧人不走，城管仗着人多，抄家伙要打，武僧人一头拍碎一块砖，然后城管说，出家人要讲道理，不要打打杀杀的段子了）。 　　作为反击的反击，2月2日至22日，在林BIAO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D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到3月底，耄直接出面批评《二月提纲》；提出中- 宣- 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ZY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ZY宣传部、北- 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此时刘正带着夫人在国外访问。 　　4月10日，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耄审阅修改后作为ZY文件发给全D。 　　4月9日、10日，ZY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GCDZY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因为在1966年5月16号公布），批判《二月提纲》。并改组了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ZY政-治局常-委领导。彭-真彻底垮台。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决定召开ZY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时任 ZG宣-传部-长，刘派大将）、杨-尚-昆四人作出组织处理。在这个会议上，刚从国外回来的刘主持了会议，并对彭-真亲自作出了处理。 　　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通知》，官史上把这一天算着文-革的开始。 　　有意思的是，在会议期间，5月8日，《解-放-军报》（注意，是军报而不是《人-民日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D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号召：“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D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8日，身为北京市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长总编的邓-拓自杀； 　　5月23日，耄的秘书田-家-英自杀。 　　吴晗后死于1969年，百度百科上是这样描写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 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相对吴晗的命运，邓拓的自杀无疑是明智之举。“三家村”集团中只有官职较低，与耄较少过节的廖沫沙熬过了文-革。田-家-英自杀是因为耄怀疑田投靠了刘，解除了田的秘书职务。深知耄整人手段的田立即自戗，不枉一世聪明，免受了很多苦楚羞辱。 作者：傅志彬　回复日期：2012-08-24 00:20:44　 回复 　　与大部分人所知的文-革有所不同的是，从166年5月16日到8月初，刘，周，邓是文-革的实际主持人。耄一直到7月中旬才回北京，在外面呆了8个月。刘周邓在主持文-革期间，除了搞倒了内蒙古的一把手乌兰夫以外，还在各省对文化教育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猛烈攻击，一大批ZY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被打成“黑帮”、“三家村”，然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主要形式就是从ZY各部派遣工作小组到各个单位接管权力，各个单位原来的当权者靠边站，工作组发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批斗当权者和出身身份不好，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其形式一如土改，延安整风，反右。甚至比照50年代末的整风反右提出了打右派的比例。 　　以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蒯大富为例。从5月到7月他是被工作组批斗的对象，甚至被关了起来，当工作组撤出后他才被放出，成为全国出名的学-生领-袖。这一期间有为数很多的学生，教师被打成右派关押，批斗。 　　到8月，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1966年7月18日在外面晃荡了8个月的耄回到北京，马上指责刘邓向学校派工作组的事，虽然这些事都是事先请示过他的。7月　26日，ZY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ZY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8月1日至12日，ZG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8月4日，耄在会上指责刘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冲口而说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见ZGZY文献研究室编，《刘SHAO奇年谱》下卷（北京：ZY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 　　8月5日，耄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将矛头对准刘，邓。 　　8日，全会通过《ZGZY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革进一步发动合法化。 　　接着耄提出改选政-治-局，刘从常委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ZY副主- 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周、朱-德、陈-云4人的ZY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彪就成为了耄当然的接班人。 　　会议结束后，耄在8月18日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刘作为ZG领导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从此陷入软禁。 　　此次，耄在中央上层战胜了刘，邓，但周依旧保持第三号的位置。 　　1966年8月，北京开始出现红-卫兵打死人事件，在警察的纵容，甚至是配合下北京数千平民被打死，这些打人者中不乏文革结束后以被迫害者面目出现的高干子弟。打人风潮也从北京蔓延全国，有两年的时间，全国的学校停课，学生们以造反为职业。 　　从1966年8月18号到11月26日，耄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引发全国性的大串联。到1967年8月，各地无法承受大批人员旅游的成本，耄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开展。 　　１９６７年初，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各地的夺权，造成了很多混乱，各派之间从争吵到打骂，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斗。著名的文-革“武斗”从此爆发并持续了两年，我看到的资料里，陕西宝鸡的武斗在1969年2月才结束，死伤人数近5万人，死伤人数最多的广西南宁422事件死万人数居然超过10万人，让人瞠目结舌。参战的各派都是高呼着誓死捍卫毛MAO主-席的口号相互砍杀，射击，和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高呼为了上帝互相掐脖子，砍脑袋一个样。 　　1967年1、2月间，在ＺＧ军-委会议以及ＺＧＺＹ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 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当着ＺＹ文　革成员的面对文－革发展发表不满言论，主持会议的均为周ＥＮ来。虽然耄出面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在ＺＹ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指责参与发言之人，此后，政－治局停止活动，ＺＹ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被称为“二月逆流”。但参与者并未受到很大伤害，且1971年林ＢＩＡＯ出事后，耄给这些赋闲在家的人重新安排了工作。 　　1967年７月２０日在武汉发生轰动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　武汉军区的军队抓捕耄的代表的王力，而耄就在王力住处旁。周ＥＮ来化装飞往武汉，陪同几乎不乘飞机旅行的耄飞往上海。 　　１９６８年３月，发生“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金立（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卫戍区司令）被撤职逮捕。林的另一个亲信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在林彪主持下改组了军委办事处，另成立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其成员都是林的亲信。其后，办事组代替了军委。从4 月1日起，军队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人。 　　到1969年春，耄达到了基本控制全国的目的。四月，耄召开了ZG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耄成了真正的上帝。与会代表流着眼泪，狂热的喊着“毛主席万岁”，耄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崇拜，耄在此刻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在以上简约的概括里，我们可以看到1965年中耄又一次试图利用“文化-革-命”的名义来掌握权力，但还是失败了。但在６５年底到６６年初的发力却成功了。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耄的这次成功，所有的官史中都是语焉不详，都以Ｄ内生活不正常为说法。问题是，人还是那些人，组织也没变，是什么原因使耄忽然能够在１９６６年２月派出自己的妻子直接向刘派大将彭－真发起攻击，而不惧过往的失败。 　　如果仔细考察这段时间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在耄，刘，周三种势力中，刘派被彻底打败，耄派力量大涨，只有周的势力没有什么变化，周的亲信大将几乎都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所谓“二月逆流“中出头的，不是国务院系统的巨头，就是周留法期间的好友。在耄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如此公然挑战耄的权威，却能全身而退，说明周的力量是为耄所忌惮的。可以说，“二月逆流”是周派势力对耄的一次示威，尽管过后这些人形式上赋闲在家，但实际影响力还是在的。以至于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后耄还要让林断掉几位元帅的公开信息渠道。耄虽然找了他们很多麻烦，但却一直不敢决裂，因为周派的力量不像刘派力量大部限于党政系统，而是行政和军队两方面混成。耄一旦与之决裂，其反击也是会很犀利的。更何况以耄的权术习惯，在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耄是不会动手的。现在我们还知道，耄对林ＢＩＡＯ系统的军人也是很提防的，在自己被洗脑彻底的新生代力量（以造反派，红卫兵为主）能接手之前，耄还要留着周制衡林。这可以解释周派人马为什么能在刘派人马被清洗以后继续存活的原因。 　　结合从１９５４年高饶事件以来的历次斗争及结果，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耄之所以在１９６６年初敢对刘派下重手，一定是得到了周中立甚至是支持的许诺。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耄，他不可能同时打倒刘周两人。耄在两人中间，选择了势力较弱，野心较大的刘下手。这完全符合耄分而治之的惯用手法。从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来看，周持的不是中立的立场而是支持耄的立场。如果用此观点去观察文革里的各类事件，就会有一种忽然开朗的感觉，很多以前云雾缭绕的事件就会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在周是否支持耄打倒刘这件事情上，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材料提供佐证。但耄的秘书，原“ZY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在回忆录中都提到，ＺＹ不少人在耄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这些人里面也包括周EN来。但无论陈还王，在周对耄的支持问题上却大都缄口不语，很是怪异。想想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周派在文－革以后把持了各个领域，谁还敢多说。 　　还原历史，应该是这样的： 　　耄的１９６５年７月在争夺 “文化－革－命”话语权再次失败后，再次准备出击。而这次他吸收以前的教训，与周达成交易，集中火力攻击刘。为了确保安全，耄先撤换了掌握自己身家性命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原因是杨和刘的关系良好，而罗瑞卿与杨，彭－真关系也很好，又掌控军队实际指挥权，也必须除掉。所以耄翻出１９６１年的窃听事件，无中生有，撤了杨的职，又命林Ｂｉａｏ以更莫须有的罪名批判罗。罗莫名其妙，愤怒之下跳楼明志。为彻底切断刘和军队的关系，耄还煞费苦心的将赋闲在家的彭DE怀发到了偏远的四川，以防刘彭联系。（所以在196年底耄取得绝对优势以后，彭DE怀又被揪回了北京被整死）在扫除可能的后患的同时，耄派自己的妻子回到上海，以上海为根据地发起攻击，当刘和彭发起反击后，耄直接出面反击彭，而且还恰恰挑在刘携夫人出国访问之际。当刘回国，大势已去。这时的刘为了与彭切割，断臂自保，出面主持了对彭的批判。（彭=真，陆定一被投入秦城监狱，遭受了十几年的磨难，而罗，杨则除了被批斗几次，基本是在部队营区，待遇截然不同，也可看出耄真正的用意） 　　此时的刘仍然期望着用弃车保帅以及反右的手法控制局面，将反-革-命的指控限制在中下层，保护自己。但耄周已联盟，而且 1966年的知识分子们已不再是1957年有自己头脑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大学生，中学生都是经过十几年的洗脑，完全被塑造成一面是狂热，一面是仇恨的硬币，旋转呼号着听从神的魔棒砸向刘，而这座神恰恰是刘自己塑造的，这个笑话开的有点大了。（大家可以查一下文-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资料，除了北大的聂-元-梓以外，其他都是出身农村，学习努力，聪颖异常，听话的孩子，从中可以看到神和魔真的隔得不远） 　　耄在南方，遥控着周及江青。当耄回到北京，刘的好运就从此结束了。无论刘怎样做，失去了周的支持，面对他塑造出来的神，刘的命运只能是走上祭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