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马戛尔尼 广州十三行 藩属国 中国 繁琐的限制章程 贸易阻碍
刘惠君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出海口，自汉代起就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唐、宋、明三朝均在此设有市舶司，其商业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日渐繁荣。古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属于藩属国的朝贡贸易，输入货物主要是“珠香象犀玳瑁”等奢侈品，输出则以瓷器、丝绸为最，这种贸易显然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很少发生直接联系。到了明代中叶，这种贸易格局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贡舶贸易从以进口为基调开始转向以出口为基调的商舶贸易，欧洲商人也逐渐取代了亚洲各国成为贸易的主要对象。这个原因主要来源于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勃兴以及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早期中西间的商业贸易主要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控制的，后来由于英美商人和政府的不断拓展，英、美势力渐渐占据了中西贸易的主要地位。清初，为了防范台湾郑成功势力，清廷实行禁海政策，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后开放海禁，翌年又设了江浙闽粤四海关。英国此时获得了厦门和广州的贸易权，但英船“Defence”号在广州贸易时却受到了广东当局的重税和规费的双重盘剥，于是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等地试探贸易，企图抛开广州。由于舟山税率较轻，外国商船越来越多，大有舍粤趋浙之势，于是雍正于1721年（雍正五年）下令关闭浙江口岸，只准外商在厦门和广州两处进行贸易。1755年（乾隆二十年），英国商人洪仁辉违制停船于定海，请求贸易，乾隆认为外商在中国北方贸易有害于中国的“民风国防”，于是下令中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口，其他各口一律关闭。洪仁辉不服，于1759年前往天津上书乾隆，揭发广东海关的勒索情形，再次请求在浙江通商。乾隆大为震怒，一面派人赴粤查办海关，一面命人将洪仁辉押送澳门圈禁三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正式推行行商制度，实行广州单口通商，将西方各国贸易皆集中于广州一地，后又在此成立了广州十三行。它不仅负责外商进口货物的代销，出口货物的代购，以及进出口货物的价格标定和承保纳税，而且代清廷监督外商的活动。自此中外贸易被严格局限于广州一隅，越来越多的洋船云集广州，进口洋货在此卸卖，然后转运各地，而各省货物也须经由广州出口。
由于实行单口贸易，广州海关税收额大幅增长。然而尽管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海关交纳甚多，但由于广州十三行是经户部批准的“公行”，只有它才有权进行对外贸易，是为官方特许的商行，从而也为它滋生腐败创造了条件。广东地方官员和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常常通过贿赂获得特许，户部官员则获得贿赂，由此绝大部分税收都由于陋规和贿赂而进入了官员和行商的私囊，上交朝廷的正税却每年仅为一百万两，占清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左右。因此清朝皇帝时常有“区区关税”之言论[1]，尽管通商在清初和清中叶对于中国都非常有利，而且它也牵扯着沿海数十万民众的生计，但按照以农为本的古训，加之朝廷在此获益不多，因而并未得到清廷重视。但这种通商却对于西方有着越来越大的意义，中西之间终于从商业贸易开始有了越来越深的交往与矛盾，也由此引来了一系列问题。
中国从明代起便同英国有了通商关系，但中国对英国的认识却并不明确。由于自古以来同周围国家已形成了一种朝贡体系，中国与其他国家间一直保持着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各国每经过一段时间便来向中国“进贡”，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则注重在政治上扬威和策略上怀柔，以争取四夷来朝，万邦宾服。根据儒家礼仪，清政府拒绝与不愿朝贡的国家作正式官方交往，又根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准许这些国家通商。由于文化传统长期优于周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亦较其他国家为高，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自大意识，认为自己是礼仪之邦，“无物不有”，而其他国家却是“化外蛮夷”，来天朝祈求自己的恩惠。因此中国对外施恩，“布德施惠”，在朝贡中常以“薄纳厚赠”而使“远人自服”，不大计较经济利益。对于英国的认识也是一样，认为英国既要与中国通商，就必须同其他藩属国一样尊中国为上国，并自以藩属国自居。
然而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发祥地的英国，却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贸易观念。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机器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生产突飞猛进。从1770年到1841年，英国棉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一百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煤、铁等产量也迅速提高。据统计，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而贸易占世界总额的18%；1839年，英国的煤产量是法国、比利时、普鲁士三国总和的三倍；1840年，英国贸易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 生铁产量达139万吨，英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2]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英国也开始拓展北美、东亚的殖民地以及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和原料供应市场，海外市场对于英国也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通商却是中国施予蛮夷人的恩惠。由于自大中国傲慢地认为“天朝无物不有”，因而对于西方要求通商的原因也并不了然，只是认为中国的物产足使外商们获利三倍，而中国的茶叶、大黄更是外商们不可或离之物，否则西人嗜食肉类与牛奶，若无茶叶、大黄他们就会消化不良，“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3]，因而他们才会大量进口。中国也没有认识到中西之间应当有平等的交往，在有着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虽然海洋经济和对外贸易都有了较大发展，但清时的中国毕竟仍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除了国土，对人民的控制就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在贸易的同时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也不时渗入，有许多同中国的传统大相径庭，也加大了清廷对于西方的防范意识，于是在贸易中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于边远的广东。
限定广州一口通商，使外商所需要的生丝茶叶等都必须从江浙闽皖等地长途转运，增加了成本，收缩了市场，对于外商极为不利。为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地位，英国曾试图打破广东十三行的垄断而绕过广州，向丝茶的主要产地江浙发展，这却引起了乾隆的高度警觉，于是断然下令提高浙海关的税率，并明示此举不在增税，而在于恐外国商船赴浙日众，“浙民习俗易嚣”，与外人交往“必致滋事”，提高税率可使“番商无利可图”，回归广东。[4] 在限令广州一口通商的同时，清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外人活动的规条，如《防范外夷规条》等等，不时由通事拿到外商所在的商馆大声宣读，以使外商认为这些章程不可以视同具文。这些规条的主要内容是：（1）船舶须停外江，不得进入虎门；（2）武器和妇女不得带入商馆；（3）外商不得与民人直接贸易，一切内外交易必须经由行商负责；（4）外商所用雇员，包括沙文（Servant）、门人、挑夫、买办、通事等均须由行商保充，造册报官，其数量亦不准超额，每馆门人不得超过2人，挑夫不得超过4人，夷商一人只准雇中国看货夫1名；（5）洋人不得乘轿，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不得随便出走逛街，不得多人结队行走；（6）洋人不得直接向中国官员呈递禀帖文书，只能由行商转呈；（7）洋人不得在广州住冬，必须到澳门住冬[5]；另外还有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不得教授外国人汉语，等等。而一旦外商有违，中国便会停止贸易。
对于中国的这些通商制度，外商并不能够满意，但由于是中国的定章，起初他们只得容忍。但这些严格而又繁琐的限制章程却日益严重地阻碍着中西贸易的正常发展，使得英国越来越不堪忍受。当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扩张达到高潮时，在他们的强烈要求和财力支持下，英国政府终于派出外交代表前来中国活动，准备用国家的力量来帮助英国商人打破东西方贸易的障碍，这便是马戛尔尼出使中国。
马戛尔尼为了出使中国是煞费苦心的。尽管与中国的贸易“是在极端艰难和勒索不堪的情况下进行的，但他们却绝不愿意放弃”。[6]于是以恭祝乾隆80大寿为名，马戛尔尼率由军事、测量、绘图、航海、医护等各方随员100余人，精心准备了600多箱代表英国最先进文明成果的贵重礼物，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乐器、车辆、兵器、船模等，希望中国知道英国是一个强盛而且文明的国家。又考虑到中国历来轻视商人，马戛尔尼出身贵族，与商业毫无关系而且地位崇高，且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故英国政府认为他是一个出使最合适的人选。英国政府希望马戛尔尼在与中国交涉时一定要尽量平和，在礼仪上表示中英平等，但也不可过分坚持，以免因拘泥形式而误了谈判。马戛尔尼的出使受到了清廷礼遇，“但对主要各点——商务、进贡和跪拜——却绝不肯稍为通融。凡是护送使节人员的车船，都插着标明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7] 对此马戛尔尼虽感不快，但因担心妨碍自己使命的完成，因此并未提出抗议。然当觐见乾隆时，清廷却要求马戛尔尼行外藩朝贡天朝的三跪九叩大礼，由于认为这样足以把英国解释成中国的藩属或属国，因此马戛尔尼坚决反对，最后觐见皇帝时只得屈一膝，以一定的让步结束了这种“礼仪之争”。然而对于英国提出的欲从中国获得一块像澳门一样的地方，英商可以在那里屯货居住，该地主权属于中国，但英国有侨民管辖权和警察权；增加通商口岸，降低关税和减少在广州通商的限制，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口税，若不能免税，亦请照乾隆47年（1782）税率，从宽减税；禁止向英国商人于钦定税则之外另行勒索，并请颁给钦定税则抄本一份，以便英国遵守奉行；另还希望中国能同意英国派遣一位公使常驻北京等等要求，乾隆却以“此事断断难行”、“皆不可行”、“此事尤不便准行”等强硬态度，断然拒绝了英使的全部请求。乾隆敕谕指出“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8]，令英使回国。马戛尔尼的同行描绘道：“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9] 这次出使完全失败，马戛尔尼在政治、经济、外交上一无所成。
然而尽管马戛尔尼的出使没有成绩，但英国为了“将贸易建立在一种安稳、健全和公平的基础之上”，并使他们的贸易“受到中国皇帝及钦定章程的保护”，1816年，又派阿美士德勋爵为大使再次出使中国，却在磕头等礼仪问题上再次发生僵着，阿美士德竟未蒙皇帝召见，通过100多天的漫长旅行，仅获准在北京逗留了10个小时，吃了一顿饭，连行李都没卸下便被驱逐，收到了比马戛尔尼出使还要失败的结局。两次交涉，英方毫无所得，中国同西方的分歧越来越大，通过和平交涉与政治谈判来解决这些分歧已不可能，中英矛盾终于发展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绪论注17，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页。
[2] 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页。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
[4] 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5] 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6] 斯当东：《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1卷，第28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
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7]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8] [英] 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附录，根据《东华录》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页。
[9] 周宁：《鸦片帝国》，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http://www.jhak.com/jlzm/zm/2010-04/...nt_2116_4.html
Wednesday, March 30, 2011
维基英文版
维基英文版当然也得看，下面就是翻译的一部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9年至1842年），也被称为第一次英中战争 [2] ，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清朝的中国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的第一次，旨在确保英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3]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 ，是中国第一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 ，内容是准予赔偿英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 ，以及割让香港香港岛 ，结束垄断的行商及十三行贸易系统 。 战争结束标志着闭关锁国的中国的结束和现代中国历史的开始。 [4] [5]
背景
清朝从1756年开始采用行商贸易制度以来
货物贸易同样的给中国和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这个系统授予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在中国，是十三行的垄断
但是海上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外国人只能居住在十三行，地址是在现在的沙面岛，文化公园／十三行街一带，而且不能进入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更不说是居住还是贸易，
中国人能买低附加值的消费品贸易从经济上看逐渐的不划算了，这跟在印度一模一样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9年至1842年），也被称为第一次英中战争 [2] ，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清朝的中国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的第一次，旨在确保英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3]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 ，是中国第一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 ，内容是准予赔偿英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 ，以及割让香港香港岛 ，结束垄断的行商及十三行贸易系统 。 战争结束标志着闭关锁国的中国的结束和现代中国历史的开始。 [4] [5]
背景
清朝从1756年开始采用行商贸易制度以来
货物贸易同样的给中国和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这个系统授予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在中国，是十三行的垄断
但是海上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外国人只能居住在十三行，地址是在现在的沙面岛，文化公园／十三行街一带，而且不能进入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更不说是居住还是贸易，
中国人能买低附加值的消费品贸易从经济上看逐渐的不划算了，这跟在印度一模一样
维基中文版：战争经过
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据罗兹·墨菲的分析[3]，则是为了拥有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自由贸易的机会，从而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
而中国因傳統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貢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英国无法容忍遭受轻视或忽视和遭受排挤，中国的态度在当时已经进入近代世界的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
英国将中国的拒绝看作是落后的表现，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种必要时诉诸武力把中国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正是双方的自大，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战争前的双方军队
战争前
中国名义上有22万八旗以及66万绿营军队。清朝上一次主要用兵是1804年结束的镇压手持原始武器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又已经35年不作战，军队战斗力严重衰退。
英国是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的机动舰队
英军参加的上一次重要战争是1815年截止的抗击法国的拿破仑战争，英军获胜。
中国方面权力机构
1840年至1842年军机大臣：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赛尚阿（1841年入）、祁寯藻（1841年入）。
英国
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
戰爭經過
戰爭油畫
第一階段
戰爭爆發之初，中方只視英軍為蠻夷，認為不具威脅。1840年6月，英军統帥兼全權代表懿律領兵到达广州海面，並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在封鎖珠江口之後，北上進攻浙江舟山。
7月5日，英军开始进攻战略要地定海县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7月6日，定海沦陷。是役，英军旗舰“马利拿”号在岱衢洋百亩田礁触礁，船底洞穿，“威里士里”号成为旗舰。(中國方面稱英軍之所以北犯浙江，是因為遭早已當地準備作戰的林則徐擊退，之后转而攻击厦门，亦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败。但英國方面的指令從一開始已是進攻定海。)
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張戰爭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開始動搖。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
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
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师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被迫让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約》。林則徐被發配新疆，他雖上書道光帝，力言必須禁煙和重視海防，使被道光帝斥為一片胡言。不過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第二階段
由於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簽訂，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和楊芳赴广东指挥作战。但義律先下手為強，於1841年2月23日進攻虎門砲台，雖然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靖遠砲台將士奮力抵抗[9]，但不敵英軍，虎門砲台最終失陷。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
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奕山竖起白旗求和[10]，簽訂《廣州和約》，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發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11]
第三階段
英軍進攻鎮江
英国政府認為穿鼻草約所获权益太少，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来华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廈門、定海、鎮海（今寧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總兵葛雲飛及四千將士戰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該戰平息後，英軍短暫休兵。1842年1月，轉攻台灣中部，遭台灣道姚瑩及台灣鎮總兵達洪阿擊退。不過，英軍再度重裝集結攻打長江的門戶吳淞，江南提督陳化成率軍堅守西砲台，兩江總督牛鑑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鑑逃走，東砲台被攻陷，陳化成與部下死守西砲台，孤軍作戰，直至戰死。吳淞的失利，使英軍军舰开入长江。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副都統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奪取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漕運，清廷處於不利位置，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決定。
而中国因傳統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貢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英国无法容忍遭受轻视或忽视和遭受排挤，中国的态度在当时已经进入近代世界的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
英国将中国的拒绝看作是落后的表现，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种必要时诉诸武力把中国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正是双方的自大，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战争前的双方军队
战争前
中国名义上有22万八旗以及66万绿营军队。清朝上一次主要用兵是1804年结束的镇压手持原始武器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又已经35年不作战，军队战斗力严重衰退。
英国是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的机动舰队
英军参加的上一次重要战争是1815年截止的抗击法国的拿破仑战争，英军获胜。
中国方面权力机构
1840年至1842年军机大臣：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赛尚阿（1841年入）、祁寯藻（1841年入）。
英国
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
戰爭經過
戰爭油畫
第一階段
戰爭爆發之初，中方只視英軍為蠻夷，認為不具威脅。1840年6月，英军統帥兼全權代表懿律領兵到达广州海面，並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在封鎖珠江口之後，北上進攻浙江舟山。
7月5日，英军开始进攻战略要地定海县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7月6日，定海沦陷。是役，英军旗舰“马利拿”号在岱衢洋百亩田礁触礁，船底洞穿，“威里士里”号成为旗舰。(中國方面稱英軍之所以北犯浙江，是因為遭早已當地準備作戰的林則徐擊退，之后转而攻击厦门，亦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败。但英國方面的指令從一開始已是進攻定海。)
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張戰爭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開始動搖。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
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
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师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被迫让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約》。林則徐被發配新疆，他雖上書道光帝，力言必須禁煙和重視海防，使被道光帝斥為一片胡言。不過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第二階段
由於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簽訂，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和楊芳赴广东指挥作战。但義律先下手為強，於1841年2月23日進攻虎門砲台，雖然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靖遠砲台將士奮力抵抗[9]，但不敵英軍，虎門砲台最終失陷。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
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奕山竖起白旗求和[10]，簽訂《廣州和約》，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發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11]
第三階段
英軍進攻鎮江
英国政府認為穿鼻草約所获权益太少，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来华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廈門、定海、鎮海（今寧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總兵葛雲飛及四千將士戰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該戰平息後，英軍短暫休兵。1842年1月，轉攻台灣中部，遭台灣道姚瑩及台灣鎮總兵達洪阿擊退。不過，英軍再度重裝集結攻打長江的門戶吳淞，江南提督陳化成率軍堅守西砲台，兩江總督牛鑑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鑑逃走，東砲台被攻陷，陳化成與部下死守西砲台，孤軍作戰，直至戰死。吳淞的失利，使英軍军舰开入长江。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副都統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奪取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漕運，清廷處於不利位置，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決定。
继续分析鸦片战争
酿成此次战争的直接纠纷问题，就是围禁商馆，勒令具结，及因林维喜案禁止供给英人柴米食物的几件事。
英人对于这几件事，皆认为强暴非法；但在林则徐及当时的中国人士则认为很合法。
英人以为法律与命令当有分界，政府随便的一个命令，不能立刻构成新罪名；
法律上行为的责任，应该只限于当事者，不得随便加诸当事者以外的关系人；
构成法律责任的事实，当具有充分的证据，不得专凭一面的执词，在犯罪的事实未明确以前，不得随便剥夺人的身体自由权，或危及其生命。
具此观念来判断林则徐的行动，所以无处不觉其强暴非法。
勒令具“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是随便可以人人于罪；
围禁商馆断绝柴米食物的供给，是不待责任事实的明确，随便将责任加诸一切外人，无故剥夺外人的身体自由权危及外人的生命；所以都是不合法的行动。
但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面，所谓“皇言如纶”，皇帝的谕旨可以构成新法律，可以变更旧法律；官厅的命令行为，得皇帝谕旨明白认可或默许，也可以成为法例；
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的尤可“便宜行事”。换言之，皇帝差不多就是法律的源泉；
皇帝既为法律的源泉，自然可由皇帝的谕旨，或根于皇帝之明许或默许，随时构成新罪名。至于法律上行为的责任问题，虽有“一人犯事一人当”的俗语，但在法律习惯上，所谓“连坐”的范围往往漫无限制；一人犯事连累一家，一家犯事连累一村一乡，甚或至于族灭；
找不着犯人问地保，是很普通的常例。这种办法，本是含有‘以威止奸”的意味，意思就是你们要免去连坐的危险，就应该监察你们的家族邻里及一切关系人，不要作奸犯科；
由这种以威止奸的观念，构成法律上一种连带贵任的观念。皇帝的谕旨，既认贩卖鸦片为犯罪，林则徐又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得以便宜行事则勒令具结．有什么不合法呢？
围禁商馆，不许一切外商出入，就是要他们负连带责任，把那种犯罪的违禁品扫除（所以林氏的奏语，对于此事说是“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义律是英国的“夷目”，对于贩卖鸦片的英夷，尤应该负连带贵任，中国商人，拖欠外人的债务，曾由中国当局由官库拨银代还，是中国当局对于中国商人的行为，尚且负贵，为什么英国夷目，对于英夷的行为不应负责呢；
所以连义律也围禁于商馆之内，非待英商将鸦片全缴，不许离开商馆。林维喜既是英夷船上的人打死的，英夷不肯将凶犯指明交出，便是庇护罪犯，自然也应该负连带责任，义律尤应负责．“依嘉庆十三年之先例，禁绝柴米食物”又有什么不合法呢？这是当时中国人士的法律观念。
http://wenwen.soso.com/z/q157856494.htm
英人对于这几件事，皆认为强暴非法；但在林则徐及当时的中国人士则认为很合法。
英人以为法律与命令当有分界，政府随便的一个命令，不能立刻构成新罪名；
法律上行为的责任，应该只限于当事者，不得随便加诸当事者以外的关系人；
构成法律责任的事实，当具有充分的证据，不得专凭一面的执词，在犯罪的事实未明确以前，不得随便剥夺人的身体自由权，或危及其生命。
具此观念来判断林则徐的行动，所以无处不觉其强暴非法。
勒令具“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是随便可以人人于罪；
围禁商馆断绝柴米食物的供给，是不待责任事实的明确，随便将责任加诸一切外人，无故剥夺外人的身体自由权危及外人的生命；所以都是不合法的行动。
但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面，所谓“皇言如纶”，皇帝的谕旨可以构成新法律，可以变更旧法律；官厅的命令行为，得皇帝谕旨明白认可或默许，也可以成为法例；
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的尤可“便宜行事”。换言之，皇帝差不多就是法律的源泉；
皇帝既为法律的源泉，自然可由皇帝的谕旨，或根于皇帝之明许或默许，随时构成新罪名。至于法律上行为的责任问题，虽有“一人犯事一人当”的俗语，但在法律习惯上，所谓“连坐”的范围往往漫无限制；一人犯事连累一家，一家犯事连累一村一乡，甚或至于族灭；
找不着犯人问地保，是很普通的常例。这种办法，本是含有‘以威止奸”的意味，意思就是你们要免去连坐的危险，就应该监察你们的家族邻里及一切关系人，不要作奸犯科；
由这种以威止奸的观念，构成法律上一种连带贵任的观念。皇帝的谕旨，既认贩卖鸦片为犯罪，林则徐又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得以便宜行事则勒令具结．有什么不合法呢？
围禁商馆，不许一切外商出入，就是要他们负连带责任，把那种犯罪的违禁品扫除（所以林氏的奏语，对于此事说是“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义律是英国的“夷目”，对于贩卖鸦片的英夷，尤应该负连带贵任，中国商人，拖欠外人的债务，曾由中国当局由官库拨银代还，是中国当局对于中国商人的行为，尚且负贵，为什么英国夷目，对于英夷的行为不应负责呢；
所以连义律也围禁于商馆之内，非待英商将鸦片全缴，不许离开商馆。林维喜既是英夷船上的人打死的，英夷不肯将凶犯指明交出，便是庇护罪犯，自然也应该负连带责任，义律尤应负责．“依嘉庆十三年之先例，禁绝柴米食物”又有什么不合法呢？这是当时中国人士的法律观念。
http://wenwen.soso.com/z/q157856494.htm
Monday, March 28, 2011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历史
鸦片战争，在我们所学的历史中就是所谓屈辱的开始。可是，那些都是教科书上的。按现在的观念来看，教科书上的内容都得重新审视才对。
鸦片战争据教科书讲是因为鸦片而起，而实际上呢？
鸦片是个表面上的导火线，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大清政府没有平等的外交概念，文化及法律观念。
清政府视其他国家为蛮夷。而且关闭其他地方海关，只留广州一个海关，谓之一口通商。维基百科上也有资料，说明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辉（James Flint）告广州海关刁难勒索外商，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乾隆皇帝阅后大怒，认为英国人越级上访，有辱大清朝廷尊严。下令将洪任辉驱逐。
基于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对贸易的不同认识，引发商人与清朝政府的冲突。有资料表明，思想观念的不同，完全可以引发严重冲突。
例如对不同国家的态度。清朝政府一贯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对持有平等贸易的欧洲商队采取与以往属国一样的态度，认为商队不过是贡使，对对方要求以平等身份进行贸易的要求不屑一顾。在此状态下，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1834年违反所谓大清政府规定，从澳门进入广州并使用平行款式公函，惹恼了大清官员。两广总督卢坤令其离境，并扬言中断中英贸易。律劳卑雇人在广州各处张贴告示，指责叶名琛。
此动作更加惹恼了叶名琛。
9月2日叶名琛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的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商馆，撤走所有中国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
派兵包围商馆，撤走佣工，而且严禁中国人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这是引发战争的根源之一。
即所谓“依嘉庆十三年之先例，禁绝柴米食物”
律劳卑调来英国一艘巡逻艇两艘护卫舰驶向黄埔进行威胁，与中国海岸警卫虎门炮台交火35分钟，驶入珠江。叶名琛随即将12艘大船沉于珠江河底拦截，又从各地调动舰只28艘围堵。英舰进退失据。9月21日律劳卑在清廷水师的监视下无条件撤出广州。9月27日重开中英贸易。
这是1834年的事情。算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预演
再说说鸦片贸易
清廷於雍正年間已明令禁煙。但是走私仍盛。鸦片贸易额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四千餘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間已猛增到四萬零二百箱。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
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这个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就如同现在的中国。
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
而道光皇帝1838年才发布禁烟令，派林则徐去广州执行禁烟令。
《小奢摩馆脞录》载:向闻林文忠公烧西商烟土而不给价,故至启衅。近闻人言,彼时实以茶一箱,易烟一箱。为督促西商交鸦片,林则徐对每一箱烟都给予了赔偿。那时,中国茶叶是很珍贵的,以一箱茶叶去换西商一箱烟,西商并不太吃亏,最少是不赔的。所以虽然虎门销烟声势巨大，从经济损失上看这些走私者并不吃亏。但是有材料说，茶的数量也没那么多，而且赔偿的茶里掺的砂石太多。但是战争的真正原因不是鸦片与茶。
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甘结就是连坐，保证书。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
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
林維喜案是一件在1839年發生在清朝領土、由英軍鬧事引起的事件，為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维基版： 林则徐虎门销烟使英國煙商難以再到廣州從事鴉片貿易，所以英國商船皆聚泊在香港九龍尖沙咀一帶海面。五月十七（1839年6月20日），英國商船卡納特克號及曼加勒號之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村民發生衝突，搗毀一座神龕，引發鬥毆，結果村民林維喜重傷不治。
義律趕到出事現場，為掩飾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劉亞三給予死者家屬一千五百元，換取隱瞞林維喜死因。林則徐覺得案件可疑，於是命新安縣知縣梁星源查辦，結果真相大白。林則徐要求義律交出兇手，但義律以領事裁判權為由，同意賠償死者家屬，但拒絕以一人抵死，并要求自行開審兇手。注意，这里是以命抵命，无论是不是凶手，只要有人抵命即可。
林則徐委託美國醫生伯驾和袁得輝合譯瑞士法學家艾默瑞奇·德·瓦特爾的著作《萬國公法》，查明義律根本沒有治外法權。七月初四（1839年8月12日），義律在英船上開庭，對五名兇手輕判罰金和監禁後，便送回英國監獄服刑，事後才通知中國官方[2][3]。
8月15日林則徐下令禁止一切貿易，派兵開進澳門，更進一步驅逐英人出境，停止供應英人食物，撤其買辦、佣工。不久英人撤離澳門，寄居於貨船上。9月5日義律派传教士郭士立與林則徐進行談判，要求解除禁令，恢復正常貿易關係。為林所拒。下午兩時，義律發出最後通牒，林仍不理。三時，英國軍艦向封鎖的中國船艦正式開火，但這僅只是小型衝突。武裝衝突之後，雙方恢復貿易，因為鴉片來源減少，價格飆升。11月英國軍艦與中國水師陸續發生武裝衝突，林則徐報告朝廷稱「七戰七捷」。
1840年初林則徐正式封港。
搞笑版：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
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
那时候，澳门已经有不少葡萄牙人定居，只不过官员及行政权还属于大清政府。人民网内容：1 5 5 7 ～1 6 0 5 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门，开始可以建筑永久性建筑物，在内港北湾至下湾一带，形成一个狭长的商业兼住宅区，称“澳门街”。1 6 0 5 ～1 8 6 3 年：经过1 6 0 5 年及1 6 2 2 年两次筑城又被中国政府勒令拆城后，葡萄牙人终于趁荷兰人入侵（1 6 2 2 年）、明室倾覆与清室初立（1 6 4 4 年）至南明灭亡（1 6 6 1 年）的动乱期间，以蚕食方式偷偷建筑了澳门城墙，自几个聚落区发展成一个颇有规模且有固定范围的城镇。澳门有西人的存在，因此才有义律去澳门暂居一事。
这就是所谓让人啼笑皆非的鸦片战争的原因。
有人分析是中西文化冲突：
一、国际社会的观念不同
一般中国人脑识里面，对于西方各国派来请求通商修好的专使，一概以贡使看待；对于互派公使驻京、平等交际的请求，一概严词拒绝
而欧洲到《卫斯特发里亚和约》以后，渐成为民族平等的国际社会．虽蕞土之邦，在国际社会中都认为有平等的资格；
二、经济生活的观念不同
欧洲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日益发达，更视国际贸易为国民经济生活的命脉。西人认互市为两方有利之事，总不解中国当局为什么要设种种的限制，妨碍自然的国民经济生活。
中国尚来有重农轻商的僻见，对于国内的工商业者尚且视为“末作”，何况含有破坏华夷界限的危险性的国际贸易，若夷人不守约束，侵凌中国的政教，便当闭关绝市，以严华夷之防
三、法律的观念不同
酿成此次战争的直接纠纷问题，就是围禁商馆，勒令具结，及因林维喜案禁止供给英人柴米食物的几件事。英人对于这几件事，皆认为强暴非法；
英人以为法律与命令当有分界，政府随便的一个命令，不能立刻构成新罪名；法律上行为的责任，应该只限于当事者，不得随便加诸当事者以外的关系人；
勒令具“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是随便可以人人于罪；围禁商馆断绝柴米食物的供给，是不待责任事实的明确，随便将责任加诸一切外人，无故剥夺外人的身体自由权危及外人的生命；所以都是不合法的行动。
但在林则徐及当时的中国人士则认为很合法。在法律习惯上，所谓“连坐”，本是含有‘以威止奸”的意味，意思就是你们要免去连坐的危险，就应该监察你们的家族邻里及一切关系人，不要作奸犯科；由这种以威止奸的观念，构成法律上一种连带贵任的观念。皇帝的谕旨，既认贩卖鸦片为犯罪，林则徐又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得以便宜行事则勒令具结．有什么不合法呢？围禁商馆，不许一切外商出入，就是要他们负连带责任，把那种犯罪的违禁品扫除（所以林氏的奏语，对于此事说是“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义律是英国的“夷目”，对于贩卖鸦片的英夷，尤应该负连带贵任。
战争的开端
维基版：同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5月英國軍艦雲集珠江口，戰力大增，衝突已不可避免。此事最後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線。開戰之前，義律曾向林則徐提出了各種解決糾紛的方案，但林則徐一概不予理會。5月9日晚上，林則徐派火船10艘主動出擊，擊毀英船11艇。義律則驅船北上，猛攻廈門，揭起鴉片戰爭的序幕。
搞笑版：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
http://www.jhak.com/jlzm/zm/2010-04/29/content_2116.html
http://wenwen.soso.com/z/q157856494.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9%B8%A6%E7%89%87%E6%88%98%E4%BA%89
http://www.people.com.cn/item/aomen/1-macau/aomen/newfiles/b1010.html
http://www.hottx.net/history/zgjs/20113/99993.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f6cc4d0100fhsq.html
鸦片战争据教科书讲是因为鸦片而起，而实际上呢？
鸦片是个表面上的导火线，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大清政府没有平等的外交概念，文化及法律观念。
清政府视其他国家为蛮夷。而且关闭其他地方海关，只留广州一个海关，谓之一口通商。维基百科上也有资料，说明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辉（James Flint）告广州海关刁难勒索外商，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乾隆皇帝阅后大怒，认为英国人越级上访，有辱大清朝廷尊严。下令将洪任辉驱逐。
基于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对贸易的不同认识，引发商人与清朝政府的冲突。有资料表明，思想观念的不同，完全可以引发严重冲突。
例如对不同国家的态度。清朝政府一贯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对持有平等贸易的欧洲商队采取与以往属国一样的态度，认为商队不过是贡使，对对方要求以平等身份进行贸易的要求不屑一顾。在此状态下，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1834年违反所谓大清政府规定，从澳门进入广州并使用平行款式公函，惹恼了大清官员。两广总督卢坤令其离境，并扬言中断中英贸易。律劳卑雇人在广州各处张贴告示，指责叶名琛。
此动作更加惹恼了叶名琛。
9月2日叶名琛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的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商馆，撤走所有中国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
派兵包围商馆，撤走佣工，而且严禁中国人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这是引发战争的根源之一。
即所谓“依嘉庆十三年之先例，禁绝柴米食物”
律劳卑调来英国一艘巡逻艇两艘护卫舰驶向黄埔进行威胁，与中国海岸警卫虎门炮台交火35分钟，驶入珠江。叶名琛随即将12艘大船沉于珠江河底拦截，又从各地调动舰只28艘围堵。英舰进退失据。9月21日律劳卑在清廷水师的监视下无条件撤出广州。9月27日重开中英贸易。
这是1834年的事情。算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预演
再说说鸦片贸易
清廷於雍正年間已明令禁煙。但是走私仍盛。鸦片贸易额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四千餘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間已猛增到四萬零二百箱。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
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这个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就如同现在的中国。
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
而道光皇帝1838年才发布禁烟令，派林则徐去广州执行禁烟令。
《小奢摩馆脞录》载:向闻林文忠公烧西商烟土而不给价,故至启衅。近闻人言,彼时实以茶一箱,易烟一箱。为督促西商交鸦片,林则徐对每一箱烟都给予了赔偿。那时,中国茶叶是很珍贵的,以一箱茶叶去换西商一箱烟,西商并不太吃亏,最少是不赔的。所以虽然虎门销烟声势巨大，从经济损失上看这些走私者并不吃亏。但是有材料说，茶的数量也没那么多，而且赔偿的茶里掺的砂石太多。但是战争的真正原因不是鸦片与茶。
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甘结就是连坐，保证书。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
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
林維喜案是一件在1839年發生在清朝領土、由英軍鬧事引起的事件，為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维基版： 林则徐虎门销烟使英國煙商難以再到廣州從事鴉片貿易，所以英國商船皆聚泊在香港九龍尖沙咀一帶海面。五月十七（1839年6月20日），英國商船卡納特克號及曼加勒號之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村民發生衝突，搗毀一座神龕，引發鬥毆，結果村民林維喜重傷不治。
義律趕到出事現場，為掩飾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劉亞三給予死者家屬一千五百元，換取隱瞞林維喜死因。林則徐覺得案件可疑，於是命新安縣知縣梁星源查辦，結果真相大白。林則徐要求義律交出兇手，但義律以領事裁判權為由，同意賠償死者家屬，但拒絕以一人抵死，并要求自行開審兇手。注意，这里是以命抵命，无论是不是凶手，只要有人抵命即可。
林則徐委託美國醫生伯驾和袁得輝合譯瑞士法學家艾默瑞奇·德·瓦特爾的著作《萬國公法》，查明義律根本沒有治外法權。七月初四（1839年8月12日），義律在英船上開庭，對五名兇手輕判罰金和監禁後，便送回英國監獄服刑，事後才通知中國官方[2][3]。
8月15日林則徐下令禁止一切貿易，派兵開進澳門，更進一步驅逐英人出境，停止供應英人食物，撤其買辦、佣工。不久英人撤離澳門，寄居於貨船上。9月5日義律派传教士郭士立與林則徐進行談判，要求解除禁令，恢復正常貿易關係。為林所拒。下午兩時，義律發出最後通牒，林仍不理。三時，英國軍艦向封鎖的中國船艦正式開火，但這僅只是小型衝突。武裝衝突之後，雙方恢復貿易，因為鴉片來源減少，價格飆升。11月英國軍艦與中國水師陸續發生武裝衝突，林則徐報告朝廷稱「七戰七捷」。
1840年初林則徐正式封港。
搞笑版：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
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
那时候，澳门已经有不少葡萄牙人定居，只不过官员及行政权还属于大清政府。人民网内容：1 5 5 7 ～1 6 0 5 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门，开始可以建筑永久性建筑物，在内港北湾至下湾一带，形成一个狭长的商业兼住宅区，称“澳门街”。1 6 0 5 ～1 8 6 3 年：经过1 6 0 5 年及1 6 2 2 年两次筑城又被中国政府勒令拆城后，葡萄牙人终于趁荷兰人入侵（1 6 2 2 年）、明室倾覆与清室初立（1 6 4 4 年）至南明灭亡（1 6 6 1 年）的动乱期间，以蚕食方式偷偷建筑了澳门城墙，自几个聚落区发展成一个颇有规模且有固定范围的城镇。澳门有西人的存在，因此才有义律去澳门暂居一事。
这就是所谓让人啼笑皆非的鸦片战争的原因。
有人分析是中西文化冲突：
一、国际社会的观念不同
一般中国人脑识里面，对于西方各国派来请求通商修好的专使，一概以贡使看待；对于互派公使驻京、平等交际的请求，一概严词拒绝
而欧洲到《卫斯特发里亚和约》以后，渐成为民族平等的国际社会．虽蕞土之邦，在国际社会中都认为有平等的资格；
二、经济生活的观念不同
欧洲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日益发达，更视国际贸易为国民经济生活的命脉。西人认互市为两方有利之事，总不解中国当局为什么要设种种的限制，妨碍自然的国民经济生活。
中国尚来有重农轻商的僻见，对于国内的工商业者尚且视为“末作”，何况含有破坏华夷界限的危险性的国际贸易，若夷人不守约束，侵凌中国的政教，便当闭关绝市，以严华夷之防
三、法律的观念不同
酿成此次战争的直接纠纷问题，就是围禁商馆，勒令具结，及因林维喜案禁止供给英人柴米食物的几件事。英人对于这几件事，皆认为强暴非法；
英人以为法律与命令当有分界，政府随便的一个命令，不能立刻构成新罪名；法律上行为的责任，应该只限于当事者，不得随便加诸当事者以外的关系人；
勒令具“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是随便可以人人于罪；围禁商馆断绝柴米食物的供给，是不待责任事实的明确，随便将责任加诸一切外人，无故剥夺外人的身体自由权危及外人的生命；所以都是不合法的行动。
但在林则徐及当时的中国人士则认为很合法。在法律习惯上，所谓“连坐”，本是含有‘以威止奸”的意味，意思就是你们要免去连坐的危险，就应该监察你们的家族邻里及一切关系人，不要作奸犯科；由这种以威止奸的观念，构成法律上一种连带贵任的观念。皇帝的谕旨，既认贩卖鸦片为犯罪，林则徐又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得以便宜行事则勒令具结．有什么不合法呢？围禁商馆，不许一切外商出入，就是要他们负连带责任，把那种犯罪的违禁品扫除（所以林氏的奏语，对于此事说是“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义律是英国的“夷目”，对于贩卖鸦片的英夷，尤应该负连带贵任。
战争的开端
维基版：同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5月英國軍艦雲集珠江口，戰力大增，衝突已不可避免。此事最後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線。開戰之前，義律曾向林則徐提出了各種解決糾紛的方案，但林則徐一概不予理會。5月9日晚上，林則徐派火船10艘主動出擊，擊毀英船11艇。義律則驅船北上，猛攻廈門，揭起鴉片戰爭的序幕。
搞笑版：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
http://www.jhak.com/jlzm/zm/2010-04/29/content_2116.html
http://wenwen.soso.com/z/q157856494.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9%B8%A6%E7%89%87%E6%88%98%E4%BA%89
http://www.people.com.cn/item/aomen/1-macau/aomen/newfiles/b1010.html
http://www.hottx.net/history/zgjs/20113/99993.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f6cc4d0100fhs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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