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乱弹]蒋介石指挥工农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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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鹿为鹿 提交日期：2009-8-14 13:57:00 | 分类:未分类 | 访问量：721
蒋介石指挥红军长征?
前两年读过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忘了,但内容记得一些,当时的感觉这本书是标新立异,不合潮流。现在又看了一些那段时期的历史,越看越觉得那本书说的有点味道,不无道理,视觉独特,分析合理。书已找不到了,现就写一点读后感备忘,也就教诸网友,一起煮酒吧。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很有几位带兵的国民党大员,或者叫军阀的不服气,先后跟老蒋叫板。弟兄们如此的不团结,惹来了日本侵占东北。在民族大义面前,军阀们只好收敛一下,反蒋的势头减弱了。跟着,老蒋与日本人签定《塘沽停战协定》,腾出手来集结了50万大军,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记得一位很有名气的网友评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差异时曾说,毛泽东是战略家,蒋介石是战术家。因为蒋介石对一个战役的布局安排,部队火力配置,后勤的调度工作,做得很细致,做的很到位,但缺乏对整体的战略规划。并说这是因为老蒋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的只是下级军官课程的缘故。
在我看来,1933年「剿匪」那当口,蒋介石的战略眼光还是不错的。他一定考虑到,面对50万大军的围剿,中共红军一定没有办法抵抗,他采用德国军事顾问团冯.赛克特将军的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围剿肯定会取得不是阶段性胜利,而是最后的胜利。
战争打的是实力,绝不会是像史书上说的,反围剿失败是因为没有毛泽东指挥,老蒋相信实力,所以他不敢跟日本人交手,但对围歼没有外援的红军是有绝对把握的
但胜利了又怎样?他得为下一步怎么走作打算啊。中日之间必然要爆发战争,这个他心中有数。签订中日两国政府的那些协定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战端一开,中国的军力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国民政府得有个退路啊。云、贵、川三省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易守难攻,作一个抗战后方倒很合适,可那当下是地方军阀的地盘,不可能派兵去占领啊。于是,老蒋想出一条「一箭双雕」的毒计:效仿当年关羽华容道放曹故事,网开一面,让中共红军向云贵川方向撤退,中央军有了「追剿」红军的借口,就可名正言顺尾随红军,得以进入四川,然后驻下来,打好抗日后方的基础,再用兵将红军驱赶到陕北那个草木不长的贫瘠之地,围而歼之,或围而困之。
老蒋有这个阴谋,绝不是哪个人臆想出来的故事,老蒋就曾对秘书陈布雷说过：「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進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在中共红军这里,他们的打算与老蒋可谓不谋而合。「中国革命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援是不能成功的,」这是中共领导人们的共识。1927年的「八一」南昌暴动,就是计划把部队拉到沿海、陆、丰一带,以接收苏联从海上运来的武器物资。在江西苏区,四面都是国民党军队,没有外援,不但不能发展,只能自生自灭了。因此,想北上「打通国际路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中共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选择其它路线,只有计划先到四川与张国焘的部队会合,再北上新疆或内蒙靠近苏联。
哈! 国共两家的领导人想到一块去了。果然,我们后来看到的,中央红军顺利的冲破老蒋的四道封锁线,一路顺畅着呢。要知道,撤退的红军有中央机关,有家属,还有机器设备一大帮子人和物资,行动如此的困难,居然得以突围,除了老天保佑,实在不好解释。
第一道防线粤军陈济棠,他与蒋介石本有仇隙，又事先跟红军谈判好了要给红军让路，所以红军一帆风顺地通过了。其实老蒋早知红军跟粤军的私下交易,但他默不作声,装傻。10月3日，长征前十多天，老蒋就对行政院长汪精卫说到,粤军会对红军“网开一面”。老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老蒋派信得过的人去督促粤军，老蒋却叫他：「你不用管。」
11月初，长征队伍来到第二道封锁线。虽然红军延绵几十公里，行动缓慢，十分容易挨打，却没有受到像样的攻击。一翼红军面对粤军，自然相安无事。但另一翼要对付的是湖南军队，指挥官是反动军官何键，就是那个指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家伙,四年前还是他下令枪毙了杨开慧。居然，何键也让红军安然通过。
第三道封锁线照样了无战事。老蒋不但没有责罚何键，反而于11月12日任命他为「追剿总司令」，把守第四道封锁线。
封锁线设在湖南最大河流湘江的西岸，江上没有桥，红军只能涉水渡河，又没有高射机枪，只能任由国民党飞机轰炸。老蒋要消灭红军，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红军于27日在长达30公里的江段上开始过江，过了四天，四天都没有受到骚扰。呵呵,河对岸的碉堡群形同虚设，何键的军队在附近城里袖手旁观，蒋石的飞机在头上盘旋，只是侦察不扔炸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三十日渡河，蒋介石没有阻拦。到12月1日，四万红军主力都顺利渡过湘江。
老蒋一直在「函电交驰」的行营「聚精会神」、「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语)，见红军主力过的差不多了,才派飞机狂轰滥炸渡江红军，封锁了湘江。被切断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中，三千多人死亡。虽然过江的队伍只是出发时的一半，但这一半却是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
反动军官何键12月2日发电报说：「匪主力已全部通过全州、兴安中间地区(过了江)西窜。」
未过江的四万人，除了在湘江边被打死打伤打散的以外，其余在到达湘江前六个星期的行程中掉队、病逝、累死，逃亡,遇小型遭遇战而伤亡散失。
就在红军开始过湘江向贵州行進的当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老蒋就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记得书中还提到,老蒋放走红军也是对苏联作出的友好姿态。老蒋希望跟这个强大的邻居改善关系，将来好一起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人。要改善关系,最重要的实际行动,当然是宽容中共了。
据说,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粹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的儿子蒋经国。老蒋思想非常传统,传宗接代是头等要紧的大事，「无后」是对祖先的罪过，对父母的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最怕的就是 「让你断子绝孙！」老蒋自然也不能免俗啊。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由此看来,老蒋的「以权谋私」做得太过了。
是邵力子1925年11月把蒋经国带去苏联的。1927年，蒋经国毕业后要求回国，因为4.12政变,莫斯科不但不准，而且强迫他公开谴责他老爸。为了要挟老蒋,斯大林把小蒋扣做人质，对外界宣布是小蒋自己不愿意回国。斯大林喜欢扣人质,这个方法有用。美国共产党领袖尤金•丹尼斯的儿子蒂姆也被扣作人质。
蒋经国的人质身份在1931年底由宋庆龄向蒋介石挑明,宋庆龄代表莫斯科向老蒋提出，用小蒋交换两名在押的苏联间谍:牛兰夫妇,老蒋没有同意。宋庆龄说的太晚了,牛兰等人已经公开审判,媒体上都曝光了,老蒋不敢作这笔买卖。
在随后几年中，老蒋的这一个想法一直没有丢掉,同莫斯科作笔交易，以中共的生存换回蒋经国。老蒋一直以反共为旗帜，要做这桩交易当然不能点破，只能用微妙的方式去处理。他计划削弱红军又不消灭它们，让他们暂时苟活，生存在一个不能发展的狭小空间。老蒋算定抗日之战迟早要爆发，苏联人只会场希望他打日本。斯大林最怕的是日本占领中国后，用中国的资源和中苏之间七千公里长的边境進攻苏联。用中国打日本、让日本陷進中国，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核心。一旦中日开战，老蒋相信莫斯科一定会命令中共打日本，那么红军就大有可能被日本人铲除。这也是老蒋「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
老蒋当然不希望红军呆在中国的腹心地带。他看中一处可以把他们「关」起来的地盘，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一带,那里地广人稀，中共可以生存，但不会有什么兵源,他们发展壮大不起来。虽然这里比南方离苏联更近，但供老蒋选择的地方不多，他自认有把握能把红军圈在那里吧。
1933年4月，老蒋任命邵力子做陕西省主席。不用说,老蒋是知道邵力子的真实身分的，(老邵可是中共「一大」的参与者,创始人啊),老蒋要利用邵力子为中共创造落脚点。邵力子的前任是杨虎城。但杨虎城当政，陕北的红色武装和根据地也极其弱小。邵力子来到以后，才使这里的小小游击区发展壮大。
邵力子当了省主席,杨虎城继续任陕西国民党军事长官，他与邵力子协作得很不错,长征开始后不久，陕北红区已发展成为一块3万平方公里、90万人口的大根据地。就这样，老蒋在拔除了全国所有红色根据地，让陕北一枝独秀，发展得欣欣向荣，成为全国红军的家。老蒋后来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说过：「我把共产党人从江西赶去陕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降低到几千人，但没人去动他们。」
老蒋指挥长征部队的办法之一,是任凭中共截听他的部队的电台通讯。红军总是朝蒋置兵薄弱的地方行進。红军发现在长征途中，「敌军电报不断被我侦译，我军对敌军动向一清二楚。」老蒋明明知道，口头上也说要变更密码，但只是说并不行动。
十二月中，蒋介石把长征的红军赶往贵州。正如老蒋预见的，四万红军的降临吓坏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他后来写道：蒋「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進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前思后想，心绪异常烦乱。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八个师進驻贵州省会贵阳，立即开始修机场、筑公路，照王家烈的说法是「反客为主」了。老蒋接着把红军朝四川赶。他截断了红军的其他途径，只敞开这一条大道。
老蒋的计划是按贵州模式接管四川，然后再把红军北上赶到陕北去。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毛泽东死活不进四川。原因并不是他有意破坏蒋介石的计划，而是……..。
传说中的「飞夺泸定桥」与「强渡金沙江」 虽然老毛同意了北上方针,但他仍然很害怕与张国焘会师，他深深知道张国焘不好惹,会师后一场恶斗必不可免。他马上着手准备与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进行斗争。 第一步，是让他的地位得到莫斯科认可。由于电台联系没有恢复，五月底，老毛派他信得过的陈云去苏联做工作。陈云既是书记处书记，人又谨慎，与世无争，对老毛惟命是从。在莫斯科，陈云的报告经过仔细推敲,故意含糊其辞，给莫斯科造成一个印象：老毛做领袖是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经大多数人推举的。 中央红军往北去与张国焘会合，行进到四川中西部时，面临天堑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马拉雅山的融雪卷起奔腾咆哮的激流猛浪，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101米，宽两米多，13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9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1尺(30厘米)左右，上面铺木板做桥面。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后来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坚的《长征》一书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毛泽东以后写道： 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著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進，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進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5月29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24军第4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在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 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 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1997年这位妇女已是93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记者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木板有被损害的，可能也有拆去的。93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 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后来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的时侯。当年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二双筷子。他们中没有,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著急，问过桥的指挥员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 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 「一个都没有。」 大渡河上还出了个神话，即“强渡大渡河”，在泸定桥南75公里的安顺场。 那里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 但同样，无一伤亡。 1946年，一位英国作家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德怀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一字不提。据说有两三个人牺牲，朱德夫人和记者访问的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 国军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发无伤吧。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1982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毛泽东1935年5月31日步行过了泸定桥。他离张国焘只有300公里了。他跟张国焘的先头部队之间横栏着藏民散居的「大雪山」。尽管山叫这个名字，当地人说，老毛翻山的那个季节和那个地点,并没有积雪，只是寒冷异常，刺骨的风吹着夹雪花的冻雨袭击着没有冬衣御寒的红军。筋疲力尽的官兵渴望减轻一点负担，把厚一点的衣服在山下热的地方都扔了，如今他们只好靠出发前喝辣椒水来抵抵寒气。 翻越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他们严重减弱的身体无法与空气稀薄的高原气候拚搏，许多人就长眠在那里了。担架夫跟挑夫最苦，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再也站不起来。 毛泽东爬雪山没坐担架，是自己走过来的，拄著一根木棍，经历者说,他走得比他年轻的警卫员轻松。
张国焘的人在山那边等著欢迎中央红军，预备了一大堆急需的物资：盐、茶、鞋袜、毛毯、手套等等。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收到了额外的食物、粗呢制服、驴马，送给老毛的马是特别挑选过的，性情温顺，还有个医生来给老毛当护士。一星期后，6月25日，张国焘纵马三天，穿过峭壁森林，来到抚边村与毛泽东等人会合。 中国两支最大的红军就此会师。 几天之后，7月4日，蒋介石的亲戚、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拜访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拜访名义上是谈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但临走时孔熙对鲍大使说，老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递信给斯大林：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释放我的儿子吧！苏联大使显然早有准备，当场回答道：「我们并不阻碍他回国，但据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来。」 我说老蒋有点战略眼光,但对玩权术这一套,在俄国人面前,他就整个小儿科了。不仅差老毛差了好几个档次,比俄国人斯大林更是望尘莫及,「不见兔子不撒鹰」,俄国人不收到最大限度的赎金是不会释放人质的。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职，拿了一大笔钱走人。云南省主席龙云跟蒋介石合作，暂时地保持了良好关系。战略要地四川如今由老蒋全盘控制。中央军跟随老毛入川之后，蒋本人马上在五月份再回重庆，在四川待了好几个月，著手把这个人口最多的大省建成未来对日作战的基地。他的战略目标实现了。 毛泽东也在他的上升史上迈出了一大步。在长征前他差点被扔下，数月之间，他已是中共中央的实际掌权人。虽然中央红军从四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一万，但没有关系：红军可以重建，可以壮大---只要有莫斯科的支援。 两支红军会师以后,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与张国焘的斗争开始了……
前两年读过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忘了,但内容记得一些,当时的感觉这本书是标新立异,不合潮流。现在又看了一些那段时期的历史,越看越觉得那本书说的有点味道,不无道理,视觉独特,分析合理。书已找不到了,现就写一点读后感备忘,也就教诸网友,一起煮酒吧。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很有几位带兵的国民党大员,或者叫军阀的不服气,先后跟老蒋叫板。弟兄们如此的不团结,惹来了日本侵占东北。在民族大义面前,军阀们只好收敛一下,反蒋的势头减弱了。跟着,老蒋与日本人签定《塘沽停战协定》,腾出手来集结了50万大军,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记得一位很有名气的网友评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差异时曾说,毛泽东是战略家,蒋介石是战术家。因为蒋介石对一个战役的布局安排,部队火力配置,后勤的调度工作,做得很细致,做的很到位,但缺乏对整体的战略规划。并说这是因为老蒋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的只是下级军官课程的缘故。
在我看来,1933年「剿匪」那当口,蒋介石的战略眼光还是不错的。他一定考虑到,面对50万大军的围剿,中共红军一定没有办法抵抗,他采用德国军事顾问团冯.赛克特将军的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围剿肯定会取得不是阶段性胜利,而是最后的胜利。
战争打的是实力,绝不会是像史书上说的,反围剿失败是因为没有毛泽东指挥,老蒋相信实力,所以他不敢跟日本人交手,但对围歼没有外援的红军是有绝对把握的
但胜利了又怎样?他得为下一步怎么走作打算啊。中日之间必然要爆发战争,这个他心中有数。签订中日两国政府的那些协定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战端一开,中国的军力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国民政府得有个退路啊。云、贵、川三省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易守难攻,作一个抗战后方倒很合适,可那当下是地方军阀的地盘,不可能派兵去占领啊。于是,老蒋想出一条「一箭双雕」的毒计:效仿当年关羽华容道放曹故事,网开一面,让中共红军向云贵川方向撤退,中央军有了「追剿」红军的借口,就可名正言顺尾随红军,得以进入四川,然后驻下来,打好抗日后方的基础,再用兵将红军驱赶到陕北那个草木不长的贫瘠之地,围而歼之,或围而困之。
老蒋有这个阴谋,绝不是哪个人臆想出来的故事,老蒋就曾对秘书陈布雷说过：「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進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在中共红军这里,他们的打算与老蒋可谓不谋而合。「中国革命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援是不能成功的,」这是中共领导人们的共识。1927年的「八一」南昌暴动,就是计划把部队拉到沿海、陆、丰一带,以接收苏联从海上运来的武器物资。在江西苏区,四面都是国民党军队,没有外援,不但不能发展,只能自生自灭了。因此,想北上「打通国际路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中共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选择其它路线,只有计划先到四川与张国焘的部队会合,再北上新疆或内蒙靠近苏联。
哈! 国共两家的领导人想到一块去了。果然,我们后来看到的,中央红军顺利的冲破老蒋的四道封锁线,一路顺畅着呢。要知道,撤退的红军有中央机关,有家属,还有机器设备一大帮子人和物资,行动如此的困难,居然得以突围,除了老天保佑,实在不好解释。
第一道防线粤军陈济棠,他与蒋介石本有仇隙，又事先跟红军谈判好了要给红军让路，所以红军一帆风顺地通过了。其实老蒋早知红军跟粤军的私下交易,但他默不作声,装傻。10月3日，长征前十多天，老蒋就对行政院长汪精卫说到,粤军会对红军“网开一面”。老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老蒋派信得过的人去督促粤军，老蒋却叫他：「你不用管。」
11月初，长征队伍来到第二道封锁线。虽然红军延绵几十公里，行动缓慢，十分容易挨打，却没有受到像样的攻击。一翼红军面对粤军，自然相安无事。但另一翼要对付的是湖南军队，指挥官是反动军官何键，就是那个指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家伙,四年前还是他下令枪毙了杨开慧。居然，何键也让红军安然通过。
第三道封锁线照样了无战事。老蒋不但没有责罚何键，反而于11月12日任命他为「追剿总司令」，把守第四道封锁线。
封锁线设在湖南最大河流湘江的西岸，江上没有桥，红军只能涉水渡河，又没有高射机枪，只能任由国民党飞机轰炸。老蒋要消灭红军，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红军于27日在长达30公里的江段上开始过江，过了四天，四天都没有受到骚扰。呵呵,河对岸的碉堡群形同虚设，何键的军队在附近城里袖手旁观，蒋石的飞机在头上盘旋，只是侦察不扔炸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三十日渡河，蒋介石没有阻拦。到12月1日，四万红军主力都顺利渡过湘江。
老蒋一直在「函电交驰」的行营「聚精会神」、「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语)，见红军主力过的差不多了,才派飞机狂轰滥炸渡江红军，封锁了湘江。被切断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中，三千多人死亡。虽然过江的队伍只是出发时的一半，但这一半却是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
反动军官何键12月2日发电报说：「匪主力已全部通过全州、兴安中间地区(过了江)西窜。」
未过江的四万人，除了在湘江边被打死打伤打散的以外，其余在到达湘江前六个星期的行程中掉队、病逝、累死，逃亡,遇小型遭遇战而伤亡散失。
就在红军开始过湘江向贵州行進的当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老蒋就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记得书中还提到,老蒋放走红军也是对苏联作出的友好姿态。老蒋希望跟这个强大的邻居改善关系，将来好一起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人。要改善关系,最重要的实际行动,当然是宽容中共了。
据说,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粹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的儿子蒋经国。老蒋思想非常传统,传宗接代是头等要紧的大事，「无后」是对祖先的罪过，对父母的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最怕的就是 「让你断子绝孙！」老蒋自然也不能免俗啊。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由此看来,老蒋的「以权谋私」做得太过了。
是邵力子1925年11月把蒋经国带去苏联的。1927年，蒋经国毕业后要求回国，因为4.12政变,莫斯科不但不准，而且强迫他公开谴责他老爸。为了要挟老蒋,斯大林把小蒋扣做人质，对外界宣布是小蒋自己不愿意回国。斯大林喜欢扣人质,这个方法有用。美国共产党领袖尤金•丹尼斯的儿子蒂姆也被扣作人质。
蒋经国的人质身份在1931年底由宋庆龄向蒋介石挑明,宋庆龄代表莫斯科向老蒋提出，用小蒋交换两名在押的苏联间谍:牛兰夫妇,老蒋没有同意。宋庆龄说的太晚了,牛兰等人已经公开审判,媒体上都曝光了,老蒋不敢作这笔买卖。
在随后几年中，老蒋的这一个想法一直没有丢掉,同莫斯科作笔交易，以中共的生存换回蒋经国。老蒋一直以反共为旗帜，要做这桩交易当然不能点破，只能用微妙的方式去处理。他计划削弱红军又不消灭它们，让他们暂时苟活，生存在一个不能发展的狭小空间。老蒋算定抗日之战迟早要爆发，苏联人只会场希望他打日本。斯大林最怕的是日本占领中国后，用中国的资源和中苏之间七千公里长的边境進攻苏联。用中国打日本、让日本陷進中国，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核心。一旦中日开战，老蒋相信莫斯科一定会命令中共打日本，那么红军就大有可能被日本人铲除。这也是老蒋「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
老蒋当然不希望红军呆在中国的腹心地带。他看中一处可以把他们「关」起来的地盘，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一带,那里地广人稀，中共可以生存，但不会有什么兵源,他们发展壮大不起来。虽然这里比南方离苏联更近，但供老蒋选择的地方不多，他自认有把握能把红军圈在那里吧。
1933年4月，老蒋任命邵力子做陕西省主席。不用说,老蒋是知道邵力子的真实身分的，(老邵可是中共「一大」的参与者,创始人啊),老蒋要利用邵力子为中共创造落脚点。邵力子的前任是杨虎城。但杨虎城当政，陕北的红色武装和根据地也极其弱小。邵力子来到以后，才使这里的小小游击区发展壮大。
邵力子当了省主席,杨虎城继续任陕西国民党军事长官，他与邵力子协作得很不错,长征开始后不久，陕北红区已发展成为一块3万平方公里、90万人口的大根据地。就这样，老蒋在拔除了全国所有红色根据地，让陕北一枝独秀，发展得欣欣向荣，成为全国红军的家。老蒋后来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说过：「我把共产党人从江西赶去陕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降低到几千人，但没人去动他们。」
老蒋指挥长征部队的办法之一,是任凭中共截听他的部队的电台通讯。红军总是朝蒋置兵薄弱的地方行進。红军发现在长征途中，「敌军电报不断被我侦译，我军对敌军动向一清二楚。」老蒋明明知道，口头上也说要变更密码，但只是说并不行动。
十二月中，蒋介石把长征的红军赶往贵州。正如老蒋预见的，四万红军的降临吓坏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他后来写道：蒋「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進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前思后想，心绪异常烦乱。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八个师進驻贵州省会贵阳，立即开始修机场、筑公路，照王家烈的说法是「反客为主」了。老蒋接着把红军朝四川赶。他截断了红军的其他途径，只敞开这一条大道。
老蒋的计划是按贵州模式接管四川，然后再把红军北上赶到陕北去。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毛泽东死活不进四川。原因并不是他有意破坏蒋介石的计划，而是……..。
传说中的「飞夺泸定桥」与「强渡金沙江」 虽然老毛同意了北上方针,但他仍然很害怕与张国焘会师，他深深知道张国焘不好惹,会师后一场恶斗必不可免。他马上着手准备与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进行斗争。 第一步，是让他的地位得到莫斯科认可。由于电台联系没有恢复，五月底，老毛派他信得过的陈云去苏联做工作。陈云既是书记处书记，人又谨慎，与世无争，对老毛惟命是从。在莫斯科，陈云的报告经过仔细推敲,故意含糊其辞，给莫斯科造成一个印象：老毛做领袖是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经大多数人推举的。 中央红军往北去与张国焘会合，行进到四川中西部时，面临天堑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马拉雅山的融雪卷起奔腾咆哮的激流猛浪，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101米，宽两米多，13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9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1尺(30厘米)左右，上面铺木板做桥面。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后来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坚的《长征》一书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毛泽东以后写道： 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著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進，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進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5月29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24军第4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在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 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 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1997年这位妇女已是93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记者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木板有被损害的，可能也有拆去的。93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 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后来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的时侯。当年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二双筷子。他们中没有,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著急，问过桥的指挥员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 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 「一个都没有。」 大渡河上还出了个神话，即“强渡大渡河”，在泸定桥南75公里的安顺场。 那里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 但同样，无一伤亡。 1946年，一位英国作家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德怀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一字不提。据说有两三个人牺牲，朱德夫人和记者访问的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 国军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发无伤吧。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1982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毛泽东1935年5月31日步行过了泸定桥。他离张国焘只有300公里了。他跟张国焘的先头部队之间横栏着藏民散居的「大雪山」。尽管山叫这个名字，当地人说，老毛翻山的那个季节和那个地点,并没有积雪，只是寒冷异常，刺骨的风吹着夹雪花的冻雨袭击着没有冬衣御寒的红军。筋疲力尽的官兵渴望减轻一点负担，把厚一点的衣服在山下热的地方都扔了，如今他们只好靠出发前喝辣椒水来抵抵寒气。 翻越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他们严重减弱的身体无法与空气稀薄的高原气候拚搏，许多人就长眠在那里了。担架夫跟挑夫最苦，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再也站不起来。 毛泽东爬雪山没坐担架，是自己走过来的，拄著一根木棍，经历者说,他走得比他年轻的警卫员轻松。
张国焘的人在山那边等著欢迎中央红军，预备了一大堆急需的物资：盐、茶、鞋袜、毛毯、手套等等。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收到了额外的食物、粗呢制服、驴马，送给老毛的马是特别挑选过的，性情温顺，还有个医生来给老毛当护士。一星期后，6月25日，张国焘纵马三天，穿过峭壁森林，来到抚边村与毛泽东等人会合。 中国两支最大的红军就此会师。 几天之后，7月4日，蒋介石的亲戚、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拜访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拜访名义上是谈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但临走时孔熙对鲍大使说，老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递信给斯大林：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释放我的儿子吧！苏联大使显然早有准备，当场回答道：「我们并不阻碍他回国，但据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来。」 我说老蒋有点战略眼光,但对玩权术这一套,在俄国人面前,他就整个小儿科了。不仅差老毛差了好几个档次,比俄国人斯大林更是望尘莫及,「不见兔子不撒鹰」,俄国人不收到最大限度的赎金是不会释放人质的。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职，拿了一大笔钱走人。云南省主席龙云跟蒋介石合作，暂时地保持了良好关系。战略要地四川如今由老蒋全盘控制。中央军跟随老毛入川之后，蒋本人马上在五月份再回重庆，在四川待了好几个月，著手把这个人口最多的大省建成未来对日作战的基地。他的战略目标实现了。 毛泽东也在他的上升史上迈出了一大步。在长征前他差点被扔下，数月之间，他已是中共中央的实际掌权人。虽然中央红军从四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一万，但没有关系：红军可以重建，可以壮大---只要有莫斯科的支援。 两支红军会师以后,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与张国焘的斗争开始了……
天险腊子口」传奇 老毛的下一步是让老蒋不给他找麻烦。为此他得想办法法通知老蒋，现在往北去的中央红军只是一支已被严重削弱的小部队，内含中共中央在内。 果不其然，出走后几个小时，国民党就知道了这些情况，知道有哪些部队跟毛走，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筋疲力尽。九月十一日，毛出走那天，蒋介石电告毛将通过的甘肃省的省主席：「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 张国焘立刻认为这是老毛有意透露给国民党的，第二天他给毛等发电报说：「兄等走后，次晨胡[宗南]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派]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泄密后使老毛在余下的一千公里一路顺风。只在一个叫腊子口的山隘处有一场小小的遭遇战。这场战斗参与的人只有十来个，后来却被吹嘘成“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大仗。李德所记：「除了几个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截没有敌人。」中央军像影子一样跟著他们，在他们南边平行，只跟着,不开火,目的是不让他们折回内地腹心地带。 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第二天，在甘肃南部的俄界，毛泽东宣布去陕北红区。有的书上说,陕北红区是看了国民党的《大公报》才知道的,其实,毛泽东跟中共核心早就知道陕北有红区了，莫斯科在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就电告他们要大力发展这块根据地。 甘肃南部沿途是灿烂阳光下的金色谷穗，绿色草原上的柔顺绵羊，农民们荷锄徐行的田园风光。好客的当地人把红军迎進家里。红军们多少个月来第一次洗到热水澡，刮了胡子理了发，吃着由羊、鸡、大蒜、花椒跟面条烙饼组成的美味佳肴。 为了不把当地人变成敌人，毛泽东发布了严格的命令，要“严整纪律”、“违者严处”。当地人中六成是回民，红军禁止杀猪吃猪肉，回民中的有钱人也不能当土豪打。 在这一带发生了红军大量逃亡。国民党电报说岷县一地就有一千多红军战士自首。 毛要政治保卫部门「注意收容落伍人员。黄克诚回忆道： 「在向陕北進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和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他本人也「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处理」就是处决,说好听一点吧。 最后这一个月的长征是最轻松的，但老毛又丧失了一半人：逃亡、掉队、死于疾病与政保部门之手。到达陕北吴起镇时，部队只剩下不到四千人了，跟他七年前离开井冈山时数量一样多。他们从外表看更凄惨。一位过来人说他们，在服装上破烂得不成样子。没有鞋穿，很多人用毡子包在脚上，有人还穿草鞋。吴起镇已经是个很穷的地方了，但是当地人还都觉得中央红军「实在像一群叫花子」。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踏上陕北红区的土地时，与张国焘相比，他与苏联的距离是「一步之遥」。莫斯科来人找中共,只有找老毛,不会找别人。用他后来的话说，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以胜利告终。 十一月中旬，一年多来的第一位莫斯科使者到来了。他叫张浩，本名林育英，他是林彪的堂哥。张浩穿著羊皮袄化装成货郎，穿过戈壁滩跋涉而来，头脑里装着跟莫斯科联系的通讯密码，那是他经过反覆背诵而刻在脑子里的。张浩还带来一名苏联培训的报务员。不久，跟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重新建立起来，控制通讯的自然是老毛。 张浩带来斯大林的话，红军可以通过外蒙古“接近苏联”接受军援。中共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打通苏联”--可以开始行动。 这个张浩带来了毛泽东最渴求的东西,就是和苏联重新搭上了关系,毛泽东对他自然感激不尽,张浩后来因病去世,毛泽东亲自抬棺材,这可是开天劈地第一回啊,要知道他老爸毛贻昌老人去世时,青年毛泽东也不屑回家看上一眼呐。 老毛的使者陈云此时已在莫斯科，十月十五日向共产国际作了亲毛的汇报。十一月，苏联出版了经过仔细审改的陈云的报告，称老毛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政治领袖」。《真理报》发表文章，标题赫然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自中共成立以来，莫斯科首次正式认可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长征结束当天，蒋介石约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是长征开始后蒋第一次见鲍大使。老蒋提议跟苏联签订一个针对日本的秘密军事同盟。日本这时对中国的侵略又升了级，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苏联人对蒋说，要订同盟他得先「跟中共调整关系」。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中统」创始人陈立夫随即秘密跟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谈判与中共打交道的具体问题，用的词是与中共「合作」。从这里知道,与中共合作对日抵抗不是毛泽东最早想出来的。 谈判中，陈立夫向苏联大使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陈立夫对我们说：「我给他讲：我们两国签订协议，弄得很好了，你为什么要扣住我们领袖的儿子呢？为什么不能放他回来呢？」陈立夫补充一句，说他这样做「没得到蒋公的同意」。看来作为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的知情人，他知道这交易绝对不能说是蒋要办的。 但是斯大林仍然扣住蒋经国不放。蒋经国做人质至今已有十年。那年三月，在乌拉山的重机器厂中，他跟俄国姑娘、技术员方良结了婚。十二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 为了老毛和中共，蒋经国的人质生涯还得继续下去。前面提到过,斯大林这个人不好惹,拿不到赎金不放人的。
全国剩下的唯一红区陕北，是刘志丹创立的。老毛到达时，小刘有五千人马，比老毛的还多。在本地同情红军的人眼里，他是个英雄。据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陕北民谣,原来歌词是「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小刘在陕北很有威望。 老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就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小刘和他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小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然自己走进了监狱。 肃反大员批判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这样的罪名真是天方夜谭。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来使获得党对其信任」。在监狱里，刘志丹戴著沉重的脚镣，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進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老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 老毛成了小刘的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其害，他们无职无权，老毛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小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着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针。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里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陕北红军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东征。就像长征一样，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着。老毛招了些兵，收缴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了，年仅三十三岁。据说,他牺牲在战场上，但他死的前后所有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 小刘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有人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那时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假如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那真能使神枪狙击手都要吐舌头。 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长征时他负责看守红军的金银财宝。另一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自己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他[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姓裴的一个人。这样的死法太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姓裴的或警卫员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一般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 刘志丹死死前八天，老毛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这意味著，刘志丹一旦死亡，向上面报告就是直接对老毛。两天以后，毛泽东任命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这等于刘获得全面平反，進入军事决策机构。这样小刘死后会被当作英雄对待，他手下的人也不会愤怒造反。最后，十三日那天，是毛泽东亲自下令刘志丹去三交的，去的第二天刘就被打死了。 刘志丹下葬的时候没让他的妻子来看遗体。她回忆说：「我要开棺看他一眼，周恩来副主席劝说道：『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所以没看到。」七年以后终于让她开棺看了，但那时遗体已经腐烂。那一年毛泽东修理在延安的中共干部，特别需要根据地的稳定，需要利用刘志丹的名字。所以,他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亲笔题词，说刘志丹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在中共历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小刘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 也就是说，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员都“死在战场”。这样巧合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斯诺的书在中国激進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参加中共，其中还有西藏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中共的复兴从这时开端。老毛后来赞美斯诺，说他「不下大禹治水之功」。其实他也应该感谢蒋介石给他在全中国传姓扬名的机会。 大功不在斯诺之下的是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蒋介石在一年之后解除邵的职务时，老毛与中共的名誉已经被大大漂白了。 老毛在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搬進延安，延安不仅经历繁荣的文化活动，还曾经是工商业要地。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Oil)在此勘探石油时，修了好些住宅，如今正好由红军接管。红军还占用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房产，其中有一座大教堂，不少中共的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许多当地人，特别是有钱人，闻「红」而逃，留下了几百幢空屋。老毛选中了一所大而美的房子，位于城边凤凰村，進门迎面一堵气派的照壁。长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过上了舒适的日子。他喜欢舒适，住宅装有当地罕见的墙中地下暖气。他不喜欢睡炕，安了木板床。 他拥有好几所住房，虽然搬了几次家，住过的房子都保留着。有一处在中共政治保卫局的大院枣园，有高墙围着，严密的警卫守卫，是一个人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另一处更机密的住地在枣园后沟。重重叠叠的山峦深处，沿著山崖凹進去的地方，中共给毛主席修了一排窑洞，他可以坐汽车从加宽的小路一直开到门口。 和他大多数住宅一样，在枣园后沟的房间有个后门，直通一条秘密地道，以备紧急时跑到山的另一边。他也可以由秘密地道直接登上一座大礼堂的主席台，无需走出房门，减少暴露的危险。大礼堂和毛的窑洞都要走到跟前才看得见，但从这里却能把远近来人收入眼底。这座大礼堂由一个曾在意大利学建筑的人设计，看上去像个天主教堂。除了中共保卫局的人员在这里开过几次会外，它从来没用过。主席要的是极端机密。 主席的秘书师哲(毛死后)告诉记者：「我住在通往枣园后沟的那个口子上，我控制住，别人不能随便到那里去。」中共领导人要见毛得「事先跟我打个招呼，他们很少去」。只有陕北本地的领导人高岗有时来，「我就把他挡住，挡了好几次。我说不行，不管你高岗，还是什么人，不能去。」偶尔进去的人，「只能一个人进去。带一个警卫员可以，但也不能走到毛泽东住的地方。中央警卫团专人带首长一个人进去。」 最公开、离当地人最近的住宅是杨家岭，背靠布满杨树、梨树、柏树的山坡。 一家邻居为他洗衣缝补。厨师是自己的，加工米和面也不用当地人的磨子，当地人说,那是「毛主席从安全角度考虑」。 近十年了，毛泽东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么稳定安宁过。共产党的新形象吸引来一批批城市青年，忽然间，他身边有不少时髦漂亮的女孩子。毛按捺不住了，他对也很喜欢追逐女人的高岗说，没有性生活的日子他只能维持最多「四十天」。 最初让毛泽东看上的，是美丽的二十六岁女演员吴莉莉。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轻武器。莫斯科给蒋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 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在往后的四年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九年底，两千多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执行战斗任务，击毁一千来架日本飞机，甚至轰炸了日本占领的台湾。) -- 中日开始的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斯大林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真的什么都舍得啊)。 蒋介石当然怀疑老张的真实身分，但只有愤怒和无奈。只是不久逼他辞了职。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了。 全面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 在西北的四万六千红军编成「八路军」三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八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线挺進。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中日战争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老毛并没有幻日本打垮蒋介石后会放过他，也没有力量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无产者的祖国,苏联。一九三六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企图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要保存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 开战后，毛泽东坚持红军不参加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老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日军无法守卫他们攻取的，远远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地域，他们只能控制铁道线和大城市，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就任毛抢夺了。不仅占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及时抓一把」。总之，他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大力扩军占地，他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不断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日军侵入山西时，他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主席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 依老毛的意思，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一九四一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老毛反对打平型关这一仗。打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忙」，对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没有好处。但在公开的场所，为了宣传，老毛又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衷抗日。「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仗。林彪三年后报告共产国际说：「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里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老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十一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后方的根据地成立了，叫晋察冀，有一千二百万人口，远多于陕甘宁。后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老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这样做,违反了斯大林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为了贯彻这一抗日方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们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老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老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老毛。 虽然老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分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他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他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 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最讨厌老毛，张国焘仇恨老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進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 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三十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同胞被惨遭杀害表示过一点点愤怒。 南京是十二月十三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十八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老毛后来耿耿于怀,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实，老毛并没有坐在那里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老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德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移至山西东南。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进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陕北穷地方日本人没兴趣占领。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矶毛情报里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老毛上了日本人的当。 毛泽到却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三月三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 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领军队东去抗日。 不是共产党不抗日,而是毛泽东反对抗日。 为了制止老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开会。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老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抗战胜利后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老毛十分气愤，认为他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太刺激国民党。这与斯大林的对日本人真打的指示也是背道而驰。
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罪名是致命的。老毛很清楚,他这样做是不可能得到斯大林对他开恩的，于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干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老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三百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差不多美金四千万。 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应当「不是三个师而是三十个师」。老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他甚至声称日本人不经打，比国民党还容易打。 他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称颂，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里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在整理老毛的黑材料里，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动的苏联高级间谍马尼科夫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还有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后来都被枪毙。 与苏联对着干,毛主席的前途有些不妙啊。
一九三八年春，忍无可忍的张国焘，抓住毛泽东处境不妙的机会，要跟王明等人联起手来倒毛。四月四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他离开延安去附近的黄帝陵，跟国民党官员一起祭陵。祭祀完毕，他钻进一辆国民党的汽车，到了西安，随后前往武汉，去找在那里的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就在武汉附近。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书记处中不赞成 书记处的五个人都不在延安，不在老毛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到底跟王明等人说了些什么，至今是还中共的秘密,一直不肯公布。根据延安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国焘在武汉时“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可以肯定，张国焘极力主张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说动武汉三人，原因可能是，他们三个人认为莫斯科不会同意。张国焘于是走投无路，只能挺而走险了。王明呢,正踌躇满志，他跟毛主席斗法就太嫩了,他察觉不到老毛其实只是外表服从莫斯科。 张国焘在武汉跟三人谈了一星期，绝望后，他投奔了国民党。他接着给留在延安的怀孕的妻子写信，要她来武汉，把他们十二岁的孩子也带出来。毛拖了两个月，等到确定张国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们离开了。张国焘的妻子经过武汉时，周恩来要她转告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老张听从了周的「规劝」。张国焘曾一度担任中共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党军队里安插间谍，但他一个名字也没透露。 他的回忆录千页之长，但没有泄漏多少内幕。可以说他为国民党是什么也没干，国民党对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权后，他逃离大陆，后来托人带信想送儿子進广东中山医学院学医，中共也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张国焘八十二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院里，死的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 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毛正好名正言顺马上将他开除出党，并在他的旧部面前把他搞臭。据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给蒋介石的报告，驻在陕北边上的忠实于张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少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被「全部包围，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二百余人」。 经过两个月的考虑，莫斯科在六月份批准开除张国焘。这时，斯大林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清洗。整老毛的黑材料继续存档，十年后斯大林还会来翻阅它们。但眼下，毛泽东被「解放」了。他一得知这些消息，立即着手对付他的下一个政敌王明。 老毛此时安插在莫斯科的人是王稼祥。两年前，跟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刚恢复，毛就三番五次给莫斯科打电报，要王稼祥去苏联治伤，实际上是借此机会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后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张国焘被扳倒，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威胁，巩固了地位----也改变了中共的抗战政策。 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泽东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 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他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日军进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人，军事将领从武汉和前线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王稼祥打电报威胁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着就把在“七大”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分，从王明那里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开。主席台上的列宁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老毛为了报答王稼祥，给他安排了一连串的要职，包括军委副主席。他还为这个三十二岁的单身汉作媒，女方是三分颜色七分娇媚的医科毕业生，她的父亲是毛早年的朋友。老毛在给张闻天介绍了老婆之后，又再一次抛出红绳，拴住又一个有用的人。他喜欢做媒，也熟知人的心理，特别是性拘束的男人的心理。 打倒王明的进程开始了。由于共产国际明令要团结，毛不敢当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击。毛故技重施，把会议拖长，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离开，然后让他缺席受「审」。当时蒋介石把战时首都移到重庆，定好十月二十八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王明届时将去参加。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一天。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也受到大举围攻。前线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他扣住老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就是不放。 为了拖时间，他叫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两个大致相同的发言，一个在政治局，一个在全会上。他自己的政治报告拖了两个星期才作，这两个星期中与会者就在那里混时间。他后来终于作报告了，内容既长，上午又要睡觉，报告一作就是三天。十月底以前，主要对手们都等不及了，先后走了：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后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王明那时人根本就不在苏区。 同时，他开始改变中共的抗战政策。当时日本侵略军后方不仅有中共的队伍，而且也有国民党军队,也有国民党游击队，他们同中共争夺敌后地盘。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国民党，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在王明等人离开之前，老毛满口赞同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报告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 「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拿每一支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他甚至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 * ----------------------------------------------------------- * 「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这句话跟他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告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样。照老毛的话，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来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国，用老毛的话来说是「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 ----------------------------------------------------------------------------------- 王明等人一转背，毛就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这是毛在抗战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蒋介石依然是头号敌人，抗战中可以打内战。这是中共抗战政策改变的转折点。 毛泽东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负责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老刘曾去过苏俄两次，一九二一年见到列宁，还跟列宁的亲密朋友拉丽莎•瑞丝娜有过一段风流韵事。老刘是个有远见的人，明白毛的主张是中共上台的唯一希望。全会开完，毛就派他去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控制项英率领的新四军。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此时也看出，中共如果要发展，要在占领的地方待下去，不跟国民党开战不行。彭德怀站到了毛这一边。总指挥朱德也赞同毛的战略。 到此,主席的地位算是巩固了。 毛还有个得力帮手是康生。在苏联时，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紧跟王明著称，刚到延安时还带头呼口号：「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但他很快看出毛泽东的厉害远在王明之上，转而投靠毛。毛委派康做中共情报局的首长，自己的警卫员也由他一手挑选。正是康生为江青担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评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间，这是一条有力的纽带。 延安成了软禁王明的地方。老毛叫他在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回来，任命他为统战部部长。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时常独自在延安街头踱步，低着头，不发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带著几分惆怅。 老毛不敢公开谴责他，因为他同莫斯科的关系很深。对一般干部来说，王明仍是中央领导。许多人对他有好感，记得他「演说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态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说天分，擅长在众目以外的少数人中运筹帷幄搞阴谋。他跟王明的明争暗斗还远没了结。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0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0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泽东。
中共的发展壮大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但毛泽东这样做还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隐瞒了跟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只是在火并严重到无法掩饰时才向莫斯科报告，再辩解说全是出于自卫，理由是国民党一心要把共产党消灭光。 他知道怎样取悦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欢的导演卡门到延安来拍电影，一進老毛的门就看见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摊开放在书桌上。老毛手捧斯大林的书，作凝神阅读状，让卡门尽情地拍，特别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会上他为斯大林祝酒，说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个地方：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在窑洞门口为卡门送别时，毛特地问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后在黑暗中朝那个方向默默伫立，深深地叹息。卡门果真在文章里写道：「毛谈到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是多么充满感情啊！」 李医生有本回忆录的书中说他是「演艺精湛的演员」,看来不是他无中生有的杜撰。 他总是确保在莫斯科有人为他说话。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后有任弼时。六届六中全会后，他加派使者，第一个是林彪。林彪一九二八年底到苏联去治疗枪伤。林彪只带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会文件，向苏联人保证，毛泽东是「中共可靠的，有决断力的，有原则的领袖」。老毛没想到的是，小林也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话。小林还说了别的人的坏话，说周恩来是「骗子」，朱德是「旧警察」，「不是自己人」。这人在莫斯科说自己老长官的坏话,人品真不咋的。 一九三九年六月，老毛的大弟泽民也到苏联来「治病」，可苏联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病。他的任务主要是打击王明，报告莫斯科说王明是个「坏人」，干的坏事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张红军的实力。这等于犯了欺君之罪。报告还说博古是「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跟早期湖南共产党领导人李维汉二人都有「重大罪行」，应当排斥在党的一切领导岗位之外。 他派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来，九月十四日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倒是真的有病可看，前些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胳膊，没接好，现在来做手术。老周这时刚彻底完成了他的忠诚转移，成了毛的忠实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强调毛的重要性，说中共中央认为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他向莫斯科保证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战高于一切」，仍然致力于统一战线。他详细报告了中共的发展：党员是抗战开始时的七倍，有四十九万八千人，军队和地盘都大大扩展。他还夸张地说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了两千六百八十九次大仗。 李德跟周恩来同行到莫斯科。老毛对他不放心，先下手为强，由泽民报告说李德的战略战术是「反革命的」。李德认为这是毛要置他于死地。他把周恩来叫作他的「主审宫」，因为周恩来在莫斯科火上加油，称这个亲密同事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毛泽东爱说他的政敌「告洋状」，但他们中还没有谁,像老毛告他们那样向莫斯科诬告过他。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 对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卑鄙无耻的勾搭行为,引起了世人的切齿痛恨。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在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悲愤之余，写下一首长诗，用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比喻斯大林，谴责斯大林「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通向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被苏日所瓜分,多次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现在柳暗花明，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年九月底，斯诺问他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他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这些利益在中国就是专指指中共的利益。 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老毛积极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波兰模式是他的最大期待。* 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他本人自然会当上半个中国的统治者。 (* 这段谈话引起苏联的不满。季米特洛夫给老毛打电报说：「这个访问记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对外国记者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老毛也明白他说漏嘴了，从此不再接近斯诺，直到一九六0年要再利用斯诺时，才让他重访中国。 第二年，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老毛着实高兴,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里，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他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就是按波兰的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 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 而现在，他火药味十足，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 有文章说老毛不打日军打友军,官史上说国民党处心积虑对付八路军,这些往来电报不知什么年月才会在国内公开。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老毛的默许。三天后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老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里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 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潘汉年后来被毛泽东亲自批准逮捕,长期关押。目的是什么,地球人都知道。 日本人的力量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着我们的同志，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 (* 据现有资料，没有中共跟日本人在战场上具体合作的的证据。只有一份苏军情报局驻延安组长对莫斯科的报告说：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军队在山东「与日军配合」进攻国民党军队。)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不攻击中共。经岩井介绍，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 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记者曾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 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0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里。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老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 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里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老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老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他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给老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老毛的手中了。 一九四0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惨烈,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 日本同时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 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后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重庆这个雾都的雾还要浓。 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老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后来对斯诺透露「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干预。 然而，朱德走后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也许老彭是想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吧,想帮老蒋减轻些压力。老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于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老毛。 老毛没有回答，他惯用的手法是「默否」不便公开反对啊。老彭第三次去电,老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老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老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不顾一切地干了。 百团大战进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 日本不得不把进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 周恩来从重庆给老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老毛争了不小的光。 但老毛不希罕当抗日英雄。他极端愤怒。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日军打击--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千五百万。但这还不是老毛最生气的原因，因为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最使老毛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就成了彭在以后的岁月里频频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进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老毛还得想出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进来苏联人不进入,老蒋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老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求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里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 一九四0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毕竟在理论上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他的部下,服从他的调遣。 两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出兵也才有了借口。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 「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老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那年夏天他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于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老蒋担心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毕竟,他面前的敌人是日本。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移到规定地区。 老毛又故伎重演,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使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进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老毛清楚老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用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老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老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报告中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他山之石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于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老毛的主张等于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老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这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正要起程去柏林，目的是请希特勒帮助莫斯科介入中日战争。莫洛托夫的议程写道：「讨论在(蒋介石的中国)实现光荣和平的必要。为了实现这一和平，苏联准备同德国、意大利一道做调解人(满洲国归日本)」。莫洛托夫对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中日两国之间给目前这种局势找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德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日本也不想与苏联分享中国。 这年十月二日起草的日方文件显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说了等于没说,本来新疆和外蒙已经在苏联的势力控制之下了。 日本考虑「承认、接受西北三省(陕甘宁)继续作中共根据地」，但有个条件，苏联必须「约束中共的抗日行为」。只给陕甘宁对斯大林当然远远不够，中共已拥有的地盘早就大得多。 莫斯科无法同日本达成协议。这意味著日本仍然可能掉过头来进攻苏联，斯大林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国共合作拖住日本，毛泽东也就不能打全面内战。刚派往蒋介石处的军事顾问崔可夫问斯大林为什么派他去「帮蒋介石，而不是帮中国红军」。斯大林答道：「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国。」 十一月二十五日，克里姆林宫命令老毛：「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同时，莫斯科同意老毛一旦被蒋攻击时实行自卫反击：「如果蒋介石进攻你，你必须全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内战的责任就都落在蒋介石头上。」 这份命令带给老毛的既是失望，也有希望：蒋介石放第一枪，他就可以动手。问题是蒋介石坚决不肯开火。 新四军北移的期限来了又去，蒋介石没有动武。他得出结论：老蒋「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决心制造一种局势，使蒋介石的不得不开火。
皖南事变: 一箭双雕之计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老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老反而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老毛随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老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他。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黄山之侧。一九四0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老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 这年七月，老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老毛曾置之不理。现在，他命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接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 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对此,老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他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电报说「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老毛也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 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老毛。他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老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 (*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 (* 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他不让周恩来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泽东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受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后结束。) --------------------------------------------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進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老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发电向老毛谈起项英的情况，老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老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老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老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他不想为新四军解围，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他仍旧没有动静。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老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老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他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其实,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老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知道,他的军毛泽东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 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老周明白老毛撒谎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说给苏联人听。 老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他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 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虽然他称新四军为「我们的军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老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老毛。老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主要是指军队进入中国作战。 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很不爽。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挺是「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 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泽东，于是再次警告老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老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老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皖南事变,有两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叶挺、项英冤,死难的新四军将士更冤啊。 毛泽东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 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以后逃了出来，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他拿走项英身上的金条财物，后来投向国民党。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无奈之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说，要想苏联继续提供军火，他就得这样办。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蒋愤怒得难以自制：蒋「非常神经质地接受了我的声明。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我把问题重复了三遍他才听见。」 压力还来自美国。老蒋要摆脱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只有靠美国。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国内战。 美国对中共完全没有影响力，罗斯福便把压力都加在蒋介石头上，警告蒋要援助就不要打内战，不管是谁发动的都不行。 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准备给中国的五千万美金贷款压下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一月二十五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驼峰」开航，美国军事援助由希望变成现实。美国人的态度对蒋至关紧要。 罗斯福总统关于中国的消息大多来自一批非官方人士，包括斯诺，主要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卡尔逊对中共充满天真的幻想，而罗斯福完全相信他的报告，并转发给相关人士传阅。其中一位告诉总统，斯诺的书证实了卡尔逊的看法，也就是说报告是可靠的。皖南事变时卡尔逊正在重庆，他奔回华盛顿去亲口向罗斯福报告中共方面的说法,就是蒋介石要歼灭中共。 英国没有援助可给，但是蒋介石崇尚英美，英国的压力对他也就不无分量。丘吉尔讨厌蒋介石，认为他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对英国在华利益是个威胁。英国大使科尔直言不讳地对老蒋说，要是打起内战来英国不会支持他，管它是谁挑起的。皖南事变时他给伦敦的汇报强烈偏向中共。他也曾公开说，所有国民党人加起来也抵不过周恩来一个人。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死亡两千余人。三千新四军成功归队，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但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军，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蒋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都以为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内战，而且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冤乎哉! 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重庆，这架机器的合奏指挥是周恩来，老毛设置陷阱的唯一知情人。老周迷惑了无数西方人。美国记者马莎•盖尔霍恩是在这时认识周恩来的，她马上拜倒在周的魅力下。她对我们(作者)说，当年要是周召唤她，她会追随周到天涯海角。她的丈夫海明威倒是把周看得很准：「共产党的观点是什么他(老周)就卖什么，而且卖得不错。」 在老周指导下，中共在香港对付外国人的情报人员给斯诺提供了大量中共方面的说法，斯诺都发表在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上，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最近冲突的第一篇可靠的报导……」 海明威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对中共有一些深刻的观察：「为他们的党著想，中共当然要想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中共「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内战里)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拚命给人假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 海明威的名望使他的这些见解一旦曝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这些见解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六五年才公诸于世。一九四一年，在罗斯福助理居里的劝说下，海明威没有把这些见解公之于世。居里的理由是：「我们的政策是不要他们打内战。」 居里是白宫主要经济助理，在皖南事变后访问中国。美国截获苏联情报的档案表明他总在帮苏联的忙，有人说他是苏联间谍。最近一份权威研究下结论，是个「容易受人利用的同情者」，不是间谍而是苏联在白宫的「朋友」。这位朋友的中国之行极尽为中共服务之能事。比方，他对蒋介石说他除了带来罗斯福的书面信件以外，还带来总统口信，口信是这样开头的：「在一万英里外的美国，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我们那里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喜欢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对妇女的态度、对日本的态度。」居里叫蒋介石不要把口信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人，也不要告诉美国大使约翰逊。
在给罗斯福的报告里，居里大讲蒋介石的坏话，粉饰中共，说「中共是唯一受大众拥护的党」，说这是它扩展的原因。对皖南事变，他说的完全是中共的说法。 由于居里从中作梗，蒋介石未能建立一条直达罗斯福的通路。蒋介石请居里转告罗斯福，给他派个能够在他与总统之间「毫无隔阂地传达意见」的政治顾问，使他能「与总统直接联系」。老蒋中意的人选是美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蒲立德，这是一个对共产主义没有幻想的人。居里当场一口否决这个人选，以后也没有向罗斯福汇报。他回美国后给蒋介石找了个学者拉铁摩尔，此人连罗斯福的面都没见过，更不用说符合蒋的要求了。结果，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联络掌握在居里手中。 迫于一系列国际上的压力，皖南事变后，老蒋在一月二十九日叫他的驻苏联大使请克里姆林宫调停，也就是说让苏联人出价，问他们到底要什么。苏联人要蒋介石让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中共夺取的别的地盘也都照样不动，蒋介石一一答应。老毛得意地对中共将领说：「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他已经使用「造反」，这样的字眼了，好像蒋介石已经在野，他已经坐拥江山了。
中共部队不仅军事上大败，民心上他们也不如国民党。东北人受够了日本侵占多年的苦，渴望和平，把国民党军队看作“正牌”。如林彪向毛报告：“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 中共有个不利之处：人们把他们和“老毛子”苏联人连在一起。苏军不仅掠夺东北的工业设施，还闯進百姓家里拿东西，强奸妇女。一九四六年二月，雅尔塔协定发表，暴露了斯大林在东北攫取特权的事实，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大城市爆发了反苏游行，高呼：“中共应该爱国！”村民们还有这样问战士的：“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 东北中共军队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一位老战士回忆：“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离城过了桥，炸了桥，隔江看著国民党脚跟脚進了城，“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涌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 战士们把气发在司令头上。一天，林彪的吉普车堵塞在北退的队伍中，警卫员请战士让道：“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四下里七嘴八舌起了叱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要威风！” ，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 中共军队看起来真有可能要么撤進苏联，要么化整为零重开游击战。林彪做好了思想准备，一旦哈尔滨失守，就到辽南的山区打游击。六月一日，他给毛的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第二天，东北局也给毛同样无可奈何的电报：“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辰兄”即苏军。)身心交瘁的毛这时两次恳求斯大林出兵干涉，来个“联合行动”，或者把中国置于苏联的军事“保护伞”之下。 斯大林婉言拒绝，怕出兵引起国际反应。但他允许中共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六月三日，毛万不得已，电告东北局和林彪：“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而且是“作长期打算”。 老毛看似到了绝境。然而，就在此时，他的救星到了-- 美国人来了。
美国人挽救了中共党,挽救了毛主席 蒋介石在美国朝野中名声不佳。为了争取美国不支持老蒋，而对中共采取友好立场，老毛实行“中立美国”的政策。声称中共只是温和的农村改革者，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完全可以跟美国合作。 一九四四年，罗斯福曾派观察组去延安。美国人刚到，毛就在八月十二日对苏联联络员孙平说：“我们在考虑改变党的名字，不叫“共产党”，而叫别的什么。这样形势会对我们更有利，特别是在跟美国的关系上”。莫斯科马上和老毛唱起了同一调子。 八月下旬，莫洛托夫对当时在苏联的赫尔利将军说，在中国，“有人称他们为“共产党人”，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了他们是共产党。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莫斯科跟毛唱的双簧欺骗了很多美国人，多年来这些人一直以为毛有可能被美国争取过去，美国没能把毛从苏联阵营里拉走是“失去的机会”。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老毛跟美国拉关系时，他反覆告诫中共干部，说这“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 这些策略也蒙住了杜鲁门总统的遣华特使马歇尔。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来华，使命是停止内战。二十年代他曾在中国服务过，讨厌蒋介石，讨厌蒋的亲戚们的腐败。中共说他们跟美国相似之处甚多，这使他特别动心。他跟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周就奉承他说中共“期望美国式的民主”。 一个月后，老周又说毛喜欢美国更胜于苏联，并告诉马歇尔：“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了您或许有兴趣。最近传言毛主席要访问苏联，毛主席听说后大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真有机会出国的话，他想去的倒是美国。”马歇尔完全当真，把这番话转述给杜鲁门。多年以后他还在说，中共比国民党更跟他合作。 马歇尔对老蒋说：“最重要的是得弄准确，苏联政府到底跟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在给他们出主意。”到一九四八年二月，马歇尔还在对美国国会说：“在中国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共军队]有外来的共产党支援。” 美国这个老马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美国怎么可能全然不知情!他们跟英国人都在不断监听苏联与中共的电讯联系，不少电报从莫斯科直达延安，清楚无疑地显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其他美国官员也曾告诫马歇尔，延安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最后的报告开宗明义就是：“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他根本听不进去。 马歇尔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至五日访问延安。为了把一切都控制得天衣无缝，毛连儿子都送下乡去。毛对岸英说，这是为了让他学习农活和中国习惯。但真正的原因是岸英会讲英语，毛怕他跟马歇尔等人交谈。在延安的美国人对岸英很感兴趣，一次星期六晚间跳舞会上，毛介绍他认识了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罗就在舞场边上采访了他。据岸英说：“访问记翻译成中文，要我过目后发稿。” 岸英请父亲看。”不料父亲并没有细看，就把稿子揉成一团，还严厉地批评了我”：“怎能对外国记者随便发表谈话？！” 岸英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不是不熟悉管束，但对毛控制的严厉他仍然全无思想准备。毛对他不放心。 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说：“我跟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谈，我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他没有表现任何不满，向我担保尽其所能合作。”马歇尔称在东北的“共产党势力比乌合之众强不了多少”，“从延安大本营跟[东北]当地共产党联系简直就办不到。” 其实，延安跟东北局和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天天都有长电来往。马歇尔在延安时，毛就已经向阿洛夫详细复述了跟他谈话的全部内容，请阿洛夫电告斯大林。 马歇尔为老毛的成功作出了关键贡献。一九四六年晚春，当毛的军队在东北全面溃败时，马歇尔给蒋介石施加了决定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停止在东北追击中共。 马歇尔威胁蒋介石说，如果继续追击，美国就不再帮他运部队去东北了。五月三十一日，马歇尔甚至写信给蒋，称这事关系到他本人的荣誉：“在目前政府军在东北继续推進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重申：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即我本人的立场是否正直成了严重问题。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军停止推進、打击、或追赶[中共]”。 措辞如此强硬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屈服，答应停火十五天。这个决定，使毛绝处逢生。他刚于六月三日被迫同意放弃北满重镇哈尔滨。一得到停战令的消息，毛在五日至少两次发电东北追改部署：“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至要至要。”“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尤其保持哈市。”转折点就这样到了。 蒋介石灭亡的命运就此开始了。
在东北的中共官兵，包括林彪在内，都说蒋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進是大大的失策。蒋介石只要穷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苏联边境建立强大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切断中共与苏联的铁路运输线，使苏联重型武器不可能运進来装备中共。 蒋介石答应停火十五天之后，马歇尔又再施加压力，要蒋把停火期延长为四个月-- 甚至把整个北满让给中共。重开战火意味著跟马歇尔直接冲突，蒋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向的马歇尔，已是“态度暴躁异常”。 蒋介石被马歇尔逼得焦头烂额时，又接到杜鲁门总统的严厉警告。七月中旬，两名反蒋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国民党统治的昆明被枪杀。美国民意测验立刻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赞成继续援蒋，百分之五十的人要求“不介入”。八月十日，杜鲁门写信给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提到这两桩暗杀，说美国人民对这样的事“深恶痛绝”，威胁说如果和谈没有進展，他只好重新考虑美国对蒋政权的态度。 在这样的压力下，蒋介石在东北的停火继续了下去。蒋的亲信陈立夫对我们(作者)说，他不赞成蒋的做法，劝蒋“像西班牙的佛朗哥反共就是要反到底。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没用。”但是蒋离不开美国。整个内战中，美国给了他三十亿美金的援助，其中十六亿拨款，约八亿五千万是武器援助。 东北的停火使毛得以在北满建立了横一千公里，纵五百公里，面积比德国还大的根据地。他把这块地盘比作舒适的“沙发”，背靠苏联，两臂有北朝鲜、外蒙古作依托。 停火的四个月使中共有了充裕的时间整顿部队，包括整编原满洲国的二十万军队。凡是信不过的被通通“清洗”。(*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透露：这三年中“逃亡清洗可能有十五万人”，几乎快赶上“战死、失踪、被俘、医院中死去和残废等”的总数：十七万二千四百五十四人。) 整顿的重要内容是激发士气，办法是“诉苦大会”，由干部带头，战士们一个个上台去诉本人和家庭之苦。他们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目不识丁，因为忍饥挨饿，遭遇不公，有一肚子苦水。痛苦往事被勾了起来，大会上男子汉们哭得像泪人儿一般，空气变得像发烧似的滚烫。有份给毛的报告说：“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膺感动的气死了。死而复活，现已成傻子。” 党告诉那群哭得死去活来的战士们，他们的苦都是蒋介石政府造成的，他们要“向蒋介石报仇”。亲历者说，这类诉苦真是立竿见影：“一场诉苦会下来，一个个抽抽噎噎的……那颗心已经是共产党的了。”这样的魔力，正常冷静心态下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与政治上洗脑齐头并進的是军事训练。苏联人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共第一支部队進入东北时，看上去不像正规队伍，也不会使用现代化武器，苏军还以为他们是土匪。停火期间，苏联人开办了十六所空军、炮兵、工程兵等军事学校。中共军官还到苏联去培训，有的去苏军控制区旅顺、大连。旅大也成了在南满被打散的中共部队和干部避难、休整、受训的集中地。 莫斯科为毛提供的武器包括缴获日本人的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千七百多门各种大炮、将近一万二千挺机关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还有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北朝鲜是日本的重要军火库，那里的军火都给了毛，足足装了两千多车皮。还有更多的日本军火从外蒙古运到。苏联制造的武器也来了，外加苏德战场上缴获的德国武器，上面的德文被锉掉，中共宣称它们是美国制造，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那里缴获来的。 中共从苏联秘密接收了数万日本战俘，他们在把中共军队训练成强大作战机器上功不可没。是他们教中共怎样使用日本武器，怎样保养、维修这些武器。是他们创建了中共的空军，由日本飞行员做教练。数千训练有素的日本医护人员悉心治疗护理中共伤病员，流过血的老人至今提起来还非常感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朝鲜。中共从那里不仅得到了军火，而且得到了一支由日本加苏联训练的二十万人的强悍军队。北朝鲜与东北有八百公里边境线，中共把它称为“我们隐蔽的后方”。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共被国民党赶著跑时，大量伤病员、后勤人员和战略物资转移到这里。国民党占领东北中部，把中共军队断开后，北朝鲜成了沟通北满与南满的走廊，也是连接关外与关内根据地，尤其是战略要地山东的要道。为了协调这张庞大的转运网，中共在平壤和北朝鲜的四个港口设立了办事处。 斯大林的贡献还不止这些。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苏联铁路专家组开始修复东北铁路。一九四八年六月，斯大林派前铁道部长科瓦廖夫来华总领全面修复工作。苏联人共修复了一万多公里的铁道线，一百二十座桥梁，使中共能快速运输大部队和苏联重型武器，得以在那年秋天攻打大城市。 苏联、北朝鲜、外蒙古对中共的这一切援助都是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進行的。 中共用各种办法掩盖它，毛特意命令林彪从党内秘密文件里“删去“展开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的根据地”一句”。毛还叫林彪写上战争目的是“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阶级斗争口号不要提。”莫斯科的宣传机器说苏联援助毛的传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上，中共声称打蒋介石靠“小米加步枪”，才是货真价实的谎言。 毛不想欠斯大林的情，大规模苏联军援开始后，一九四六年八月和十月，中共两次主动提出用食品偿付。苏联驻哈尔滨的贸易代表谢绝了。毛十一月派亲信刘亚楼到莫斯科去游说，达成秘密协议，中共每年给苏联一百万吨粮食。这些粮食都是从老百姓口中夺走的。 东北停火时，蒋的军事力量仍远远优于中共。国民党军队有四百三十万人，中共只有一百二十七万。蒋把中共军队赶出了关内的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整个长江流域。毛在所有这些战区里，一再坚持要部队夺取和保卫大城市，都遭到失败。在华北，有“三路四城”之战(指夺取三段铁路，及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大城市)。 在华东，毛指示向蒋介石刚恢复的首都南京挺進，说这个计划“并不冒险”。 挫折一个接一个，毛毫不灰心，他有把握赢得最后胜利，因为他有北满这个“沙发”。一九四六年十月，当蒋介石重新進攻时，中共已利用四个月停火把“沙发”建得如铁打的一般。那年冬天，国共双方恶仗不断。国民党发现他们的对手今非昔比，顽强善战。中共军队总指挥林彪的军事才能这时发挥得淋漓尽致，打起仗来“又狠又刁”。在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天气里，他的部队日夜卧在冰雪地里打伏击。据亲历者推测”冻死冻伤总数，当在十万人以上。”几番大战下来，国民党在东北黑土地上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中共手上了。 一九四七年一月，马歇尔离华，美国调停宣告失败。美国开始认真援蒋，但为时已晚。中共二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打通苏联”，已经大功告成，而且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实现的。毛泽东在全国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老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给人们以希望。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在三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占领它“对于政略与外交，皆有最大意义”。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将军。蒋介石曾把二儿子纬国托付给老胡，纬国结婚时蒋不在场，“父亲”一角也由老胡担任。 胡宗南二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召。同一天，老毛就得到了情报。 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老胡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其实毛已把延安疏散一空。 在此后的一系列战斗中，战事的发展和胡将军的行为令人十分费解。毛也一反常态。 毛在陕北只留下由彭德怀率领的两万多部队，不到胡宗南统帅的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毛坚持不准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的人惊叹的是，向来极端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進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引擎，再次提醒他，他却背著手站著不动，眼睛凝视著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贯为毛的安全殚精竭虑的周恩来，这次也像无事一般，一路上和毛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速放慢，凝神四下看著。行车的公路沿著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沢沟壑，是打埋伏战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著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名官兵在这里走進了中共设下的伏击圈。 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前一天，才从胡宗南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写到：快到时，“探知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中共军队]，当即电报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报情报，反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進，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几千人只好硬著头皮往前進，结果全数被歼。 这时，胡的大部队被派往另外的方向，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驰援的胡军远在高山深峡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著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部队的补给基地。 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这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進”。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進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進攻。 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守军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回忆道：“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宗南报告。不料胡宗南接到这一报告后非但不相信，反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進补给站的武器、物资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天气热了，部队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中共军队腐尸中脱取恶臭扑鼻的布鞋。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随蟠龙而失去。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内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一再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著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 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各战场发出指示。 自占领陕北以来，毛第一次在他的领地旅行。跟长征不一样，这次他谢绝坐担架，自己走路、骑马，身体练得十分强壮。旅途中厨师为他预备好了他爱吃的香肠、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家或餐馆里用餐，怕不卫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药。他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还让专门从东北前来为他拍电影的摄影队拍了好些镜头。江青弄了一部照相机，整天摆弄来、摆弄去，她未来的摄影爱好就此开端。毛的苏联医生不时从黄河以东的根据地过河来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向斯大林汇报。 只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著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出去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脾气。他们争吵著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進入根据地，黄河边停著船和汽车，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刘戡的军队。 那天下著大雨，山路太滑无法骑马时，特别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著，显然是在设法要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收发电报的机要人员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分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暂住的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转兵去保安。 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著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 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 胡声称“匪主力”在保安，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这场虚惊中，斯大林接到紧急要求，派飞机接毛去苏联。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电时，毛已经安全了。毛给他在黄河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毛不去苏联了，但他叫人“即日动工修理”黄河边上的一个飞机场，以备万一。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共军队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在途中观亭一带，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進，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回电说：“宜川情况紧急，在时间上不允许先打观亭，该军仍须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進”。 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仲，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進“口袋”里而不得不走進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戡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绥署[胡的司令部]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就这样断送掉。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提出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 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推到死去的刘戡等人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再三“重蹈覆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把别处的部队也给他调去。美国军事顾问巴尔少将说：“蒋委员长的老朋友胡宗南将军说服蒋不断向胡的战场增兵，后来证明，这对国民党的华东华中战场是灾难性的。开封洛阳一带的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一反常规，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张扬起来，蒋介石可能会撤胡宗南的职。 从毛泽东的各种表现，到胡宗南的一系列行为，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胡宗南有极可能是红色代理人。 (* 人们常常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但熊不过是胡的机要秘书，不可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下一系列具体命令，指挥军队调动。更何况熊本人在胡军進入延安两个月后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就离开了胡宗南。那一系列战场上的具体命令，也不是远在南京的其他红色代理人能够下达的。)
毛泽东眼里的人民 第二天，他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一进门就叫准备打麻将。三十二年前，开完中共“一大”，他曾来过这里。那时，他是个穷教员，旅费还是俄国人出的。如今，他以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身分旧地重访。一座建于十九世纪末的面湖背山的别墅“水竹居”被选为他的下榻处。庄园周围的园林山峦，包括康有为的住宅康庄，共同为毛组成一座占地五百四十亩的大庄园。园子里小桥流水，荷塘竹亭，棕榈树为江南山水点缀著热带颜色，整个西湖尽收眼底。防空洞就在背后的山中。 庄园的主房是一幢岭南特色加海外风光的精致楼阁，里面的一根根梁、一条条柱、一扇扇门、一堵堵窗，都经过主人精心挑选，千里迢迢运来，甚至来自海外。 可是毛只有住在钢筋水泥的库房般的毛式房子里，才感到安全。“西湖第一名园”上的这朵奇葩被一拆而光。 毛爱上了西湖的景色。每天爬山，哪怕细雨蒙蒙。在盛开的梅花树下，毛闻香吟诗，跟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说笑。摄影师侯波把毛的愉快情绪留在照片上：胖胖的毛泽东在阳光下笑逐颜开。 不久一场几十年罕见的大雪给毛遇上了，他在清晨七点钟通常酣睡的时候起床观雪景。冬去春来，一次出游，侯波采了一把野花递给毛，没人知道花叫什么名字，毛说：那就叫它侯波花吧。 一天爬到山腰亭子里，毛看见远处一座草房著了火，房子里的人只来得及抱出几件行李，无能为力地看著火焰把家烧光。侯波回忆道： “哎呀，著火了！”我惊叫著。 毛泽东回过身来，看了一眼，不慌不忙地说：“著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咦，著火还好，他怎么说这样的话？ “不烧了，他就老住茅草房。” “那烧了，他住哪里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草房呀！”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好像没听见似的……自言自语地说： “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是《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毛不光是在念诗句，他也在抒发喜欢毁灭的一面，年轻时他就对毁灭心向往之。 看著草房被烧掉，毛说：“这叫不破不立”。可毛是管“破”不管“立”的。在他统治下，农民盖房全靠自己。就是在城里，除了给有特权的人盖公寓，给工厂建宿舍，几乎没有给老百姓盖什么房子。 掌权四年多了，毛才著手修“宪法”。草案上说国家“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毛在“全体公民”旁画了两条竖线，写道： “什么是公民？” 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叫“毛泽东法”，毛否决了。宪法对毛如同废纸一张，他不久干脆就把它扔進废纸篓里。
竟然有说得很准的神签? 又一天，毛進了一座山上的寺庙，里面为他的安全“清了场”，只有一个瞎眼和尚。大殿供桌上的香炉旁边摆著竹签筒，毛叫侯波给他抽支签。侯波抱起木筒摇了摇抽出一支，然后按签上的号码在壁橱里找出签诗，上面写著：“家里家外不安宁。” 这样的签诗自然不便给毛看，侯波急忙重新找了一张吉利的签诗给毛送过去，毛看了哈哈大笑。 第一支签把毛的状况一语道中。江青几天后带著女儿李讷来杭州跟毛过春节团圆，但不久就哭泣著要了架飞机离开了。杭州是出丽人的地方，毛心猿意马，应接不暇。此后毛来杭州四十一次，一半为的是“美人”。毛喜欢单纯天真的少女。 毛对他夫人的性欲早就淡了。四十年代后期，苏联大夫阿洛夫就给他看过跟江青“性方面问题”的病。后来，江青生了严重的妇女病，毛更加失去跟她做爱的兴趣。 江青曾长时间在苏联治病，化名尤素波娃(Yusupova)，得名于她在雅尔达住过的豪宅(斯大林本人在雅尔达密会期间也住过)的前房主，刺杀拉斯普丁(Rasputin)的尤素波夫王公(Prince Yusupov)。毛无所顾忌的寻花问柳使江青实在难以忍受。中南海的舞场边，后来新添了个“休息室”，放上张床。跳舞中毛把一个或几个女孩子带進去“玩儿”。休息室隔音，外面听不见里面的声色追逐。毛和女孩子在干些什么，谁也清楚。在众目睽睽下，毛毫不在乎。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在中南海的湖边流泪，毛的大夫李志绥经过那里，吃了一惊。她控制住自己，对李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斯大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寂寞，抑郁使江青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人也越来越难伺候。她常常把一腔怒气发泄在身边工作人员身上，张口就骂，有时还动手打人。 在杭州的一九五四年那个春天，毛的家内不安宁，家外呢，刘少奇心力交瘁，高岗欲死不能。全国上下，随著军事工业化的起步，从农民口中夺粮的风暴就要来临。
张戎在书中指控张治中和胡宗南为ZG间谍，而毫无有力证据，此事在海外引起公愤，黄埔同学会尤为愤怒。 总的来说，张戎的这本书演义性质太浓，三分真七分臆测，并非真正的学者做出来的东西，不可当历史来看。 ------------------------ 书中没有肯定胡宗南是间谍,只说「可能是红色代理人」。黄埔同学不必愤怒,胡宗南葬送了几十万国军那是真的吧,干下那么个蠢事,怎么一点也不愤怒呢,难怪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这些黄埔同学也应该扪心自问,难道要姓张的对胡宗南大肆歌颂一番,可惜在他进入延安空城的时候,国府就为他吹过一阵啦。 现在的读者已经学会辩明真假了。谁说的更可信,都不用怎么提醒。官史到现在改了几改了,就是1976年以后的历史跟以前的历史是一样吗?俺们要信谁,嘿嘿,
全世界死一半人,换取社会主义胜利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技术上超过了西方。毛立刻迷上了卫星，他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要抛就要抛大的。 要干就要干一二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我们也要从一两千公斤开始。”(苏联的卫星重八十三点六公斤。)毛的卫星技术从哪里来？还得向赫鲁晓夫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毛飞去莫斯科开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有六十四个共产党代表参加，其中十二个是执政党。为了表现自己在阵营内与赫鲁晓夫平起平坐的地位，临行前，毛向苏联建议大会宣言仅由他和苏联两家签署。 这一招没能奏效。但大会宣言只由中、苏两方起草。毛也受到特殊待遇，是唯一下榻克里姆林宫的外国领袖。寝室里特地为他安上木板床，抽水马桶上搭了个平台改成蹲式。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庆祝仪式上，赫鲁晓夫和他手拉手出现，高尔基大街和红场上的游行队伍挥舞著中国国旗，高呼：“毛和中国万岁！” 毛能够争得这样的地位，靠的是中国人多，有的是人为共产党世界打仗。毛跟赫鲁晓夫一块计算过，打起仗来每个共产党国家根据自己的人口能出多少军队，结果中国比苏联连同所有卫星国加在一起还多一倍。有位苏联官员当时对芬兰共产党领导人说：“我们再不用害怕美国了，中国军队和我们同中国的友谊，改变了整个世界形势，美国根本拿我们没办法。”毛深知人口众多是他的无价之宝，回国后他否决了计划生育。在此之前，中共曾想实行计划生育，毛本人也还没拿定主意。莫斯科之行使他打定主意，中国人多多益善。 为了表现他高于与会者的地位，毛拒绝了大会要每个讲话人事先递交讲稿的规定：“我没有讲稿，我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毛确实没用讲稿，但他的即兴演说，经过了仔细的准备。進入大厅前，他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状态，中山装领扣没扣好，翻译帮他扣时，他混然不觉。 毛也是唯一一个坐在座位上，而不是站著讲话的人。毛谈到核战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对作者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 毛反驳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他的观点跟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世界不希望战争，更在乎生活水准的风气背道而驰。 毛见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但这些人感到他说话不著边际，无法当真。英国共产党本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可是毛对英共领袖戈兰说：“等待最好的时机行动，英国会是你们的。胜利以后不要把他们[资产阶级]都杀了，把他们养起来。”毛对能力有限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说：“你又年轻又聪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我们推举你做全世界人的领袖。”听者中相信的只有日夫科夫自己。 毛本想此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尽管对他感兴趣的人不少，响应他的人寥寥无几。 毛略带失落感地对哥穆尔卡说：“我们树矮，苏联树高。中国从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小国。我们产的钢只有五百万吨……而苏联是五千万吨。” 他要和赫鲁晓夫在经济实力上比高低的情绪在大会最后发言中表现得十分强烈：“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虽然树矮，毛也要压赫鲁晓夫一头，他同赫鲁晓夫谈话，就像老师对学生：“你的个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有什么不同意见，让人家讲出来以后，慢慢谈。”“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听到拿他比作荷花，在场人看到苏联领袖“把头垂下，脸胀得通红”。 (* 毛想让人觉得他充满哲理，说话用了很多中国成语。这些成语很难翻译。一个意大利代表说：“大家都不知道毛在说些什么，我记得我们的翻译双手托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 更令赫鲁晓夫屈辱的是，毛当著六十四国代表的面，提起几个月前那场企图搞掉赫鲁晓夫的政变，称搞阴谋的带头人莫洛托夫为“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说赫鲁晓夫的路线仅仅是“比较正确”。毛讲到这里时，整个大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会外毛也常常说：“我们热爱莫洛托夫。”毛三番五次赞美莫洛托夫的原因是，莫洛托夫一九五五年曾说毛可以与苏共“共同领导”共产主义阵营。 对这些轻蔑、侮辱，赫鲁晓夫有切肤之痛，在回忆录中说：毛是个“自大狂”，“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但是，赫鲁晓夫都忍了--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 毛很清楚赫鲁晓夫的这个弱点，无论他怎样欺负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不会跟他决裂。他将不断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服务。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对苏联的购货单又添加了一项：当代武库中的王牌核潜艇。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提供生产核潜艇的技术、设备，此外还要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 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照单发货。他建议中、苏建立一支共同舰队，越南也参加。 这样中国既有了核潜艇，苏联也可以借用中国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线。苏联大使尤金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提出合作的建议。
炮击金门,轰炸赫鲁晓夫的神经 毛当然不会同意，他要的是建造和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但他抓住苏方建议借题发挥。第二天他把尤金叫来，当著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面大发雷霆，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把合作建议上升到民族感情、主权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发火之余，毛露出他的真实目的： “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最后毛要求：“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 赫鲁晓夫按毛的要求于七月三十一日飞来北京。毛板著脸到机场去接他，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落座后，赫鲁晓夫不断解释，说他根本没有想控制中国的想法。毛仍然表现得好像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了莫大伤害，站起来指著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地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他还装作赌气地说：要是“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的表演把赫鲁晓夫蒙住了，许诺帮助中国在黄河或其他河流边“建立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八月二十三日，毛突然炮轰金门，一口气朝这个最靠近大陆的国民党海岛，发射了三万枚苏制炮弹，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国又以为毛要打台湾。没人知道的是，毛在故伎重施，以迫使苏联人给他核潜艇和其他最新的军事技术。 美国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九月四日，国务卿杜勒斯宣布美国不但坚决保卫台湾，而且也要保卫金门，威胁要轰炸大陆。 赫鲁晓夫紧张了，怕苏联被拖進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第二天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中国。毛要葛罗米柯放心，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但毛又让苏联人感到，他将来和美国必有一战。 毛接著吓唬苏联人，对葛罗米柯说，他希望同赫鲁晓大交换意见，看核战争爆发了怎么个打法。他暗示苏联届时将被整个毁掉，问葛罗米柯：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应当在哪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呢？”言外之意是莫斯科那时不复存在。毛建议在太平洋上人造一座小岛，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首都。葛罗米柯听得毛骨悚然，不想把这些话写在发回莫斯科的电报里，但想想还是写了，起草电报的助手说毛的这番话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注意。 吓唬了葛罗米柯后，毛给他吃定心丸：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同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 当然，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使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
堵嘴的法术----恐怖 毛泽东向来的做法是用恐怖开道。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感到要使他的军事工业化得以腾飞，必须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宝，把所有可能的、潜在的批评声音打哑，从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碍。 选什么样的人当牺牲品，以什么藉口来清洗他们，是毛那年冬天反覆思考的问题。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饭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厕所。 毛选中了知识分子。传统上他们是民族的声音。迄今为止，毛让他们过比普通老百姓优裕的生活。有名的、有成就的，待遇甚至优于中共高干。只是他们失去了表达思想的自由，不停地被迫搞“思想改造”，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折磨。毛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洗脑还不算，他们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备受打击。 知识分子中，首当其冲是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成员。为了摆样子，毛允许这些人在政府内任职，甚至国务院部长一类的高职。他们有头脑，有影响力，有一般人得不到的资讯，还有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传统。他们的批评声音一向使毛很不舒服，在内部骂他们是“历史上包下来的一批王八蛋”，说：“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毛要把他们清除出去。 这些人同中共高层如周恩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他们可以起敲山震虎的作用。 为了整这批人，毛设了个陷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在民主党派人士众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四个小时的话。他显得通情达理，批评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给人印象是中共将来不会再杀人了。他借用成语，说中国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人们起来批评共产党，监督共产党，帮共产党“整风”。讲话录音事后专门放给不在场的民主党派人士听。三月一日，毛再次对他们讲话，请他们批评中共，特别声明“言者无罪”。 没人猜到毛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是为了用他们说的话作藉口镇压他们。这个意图，毛只透露给了少数几个亲信，其中有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四月初，毛在杭州对这些人说，他欢迎批评共产党的讲话，已使知识分子“犹豫情绪变得比较开朗”，开始“鸣放”了。他说：“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著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毛说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后来还用过类似的字眼来形容他的策略：“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引蛇出洞”是对毛的阴谋的贴切描述。 毛的陷阱设得很成功。一旦高压的盖子稍稍松动，对共产党的不满就像潮水一样涌出，倾泻在两个特许的场地上：大字报和座谈会。这两种方式不像印刷品发行面广，影响面大，只局限在小范围内。 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字报里，有沈泽宜，张元勋的一首诗：{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办！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著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鸣放中的真话和实话 尖锐的矛头直指***专制制度的，有王书瑶的大字报：“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進行独裁、進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 他认为，无论是苏共还是Z共都“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 张锡锟把Z共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数不尽的抨击中还有这样一些话： “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把宪法当作手纸”。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民主化”是人们充满激情的要求。岑超南一针见血地写道：“毛主席说：发扬民主，鼓励批评，只有理论价值罢了，当人民的公民权利在实质上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当打击、报复、暗害盛行时，批评者地位没有保障时，当你的命运还被掌握在领导的手里时，鼓励批评，不过是对批评的讽刺。”“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 “法制”与民主连在一起。监察部副部长王翰要求司法部门独立于中共领导：“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问：“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 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 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中共最讳莫如深的外交政策也不乏人批评。国民党时期的云南省长、中共同路人龙云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很不合理”，主张压缩对外援助。 略知内情的人把大把撒钱的援外叫作“打肿脸充胖子”。 政权毫无透明度，人民毫无知情权，被谴责为“有意识地愚民”。北大的呵欠伯这样结束他的大字报：“在鱼米之乡吃南瓜而肚子胀，吃草根而饿死农民的消息，确有所闻，报上却只字未见，岂不引人深思。” 为农民呼吁的人尤其多。朱庆圻从报上看到政府经常举行盛大宴会，为了欢迎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曾举行上千人的盛大酒会，他问道：“既然我们公开承认我国人多经济落后，实行公开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大摆国际场面？”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党员土皇帝”的称号，甚至采用打骂、禁闭等方式强迫农民卖余粮”。这位勇敢的作者警告说：“要知道农民由于对统购统销施行的不满是会将毛主席的像丢在厕所内的。” 这些盛开的百花中，一般民众只能看到少数被掐头去尾的几朵。毛泽东非常仔细地掌握著什么可以在报上发表，指示说：“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毛格外强调不准串联，说：“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学生们出的刊物被宣布为“反动刊物”，编辑受到“逮捕和法办”的威胁。由于严密的控制，中国的百花无论怎样合民意，在大地上都只是脆弱分割的斑斑点点，不可能开成一片，不可能对毛的政权造成任何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威胁。 六月六日，毛读到一份内部简报，上面说北京大学某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是主张“鸣放”的，遭到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毛下台。毛封锁讯息的结果竟使他被误会成了自由派的先驱。北大有人大声疾呼要大家“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还有人天真而充满感情地写道：“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 毛在内部简报上批语说：“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幻想有毛的支持会使人们更大胆，采取更多的方式反抗。毛决定“引蛇出洞”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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